为何廉价好药看得见吃不着
近日，两则与药品有关的新闻，令不少老百姓心头一紧：先是6月中旬，治疗甲亢病的首选药甲巯咪唑片，在全国闹起了“药荒”；随即，某款维C银翘片在香港被查出含违禁成分，而据媒体曝光，该药很可能是假药。
耐人寻味的是，两则新闻的“主角”，均是零售价在2元左右的廉价药。
“近年来，廉价药的中标价被一降再降。当便宜到没有利润乃至亏本时，等待它的命运就是——自动停产或者改头换面。”在长期关注廉价药短缺问题的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施秉银看来，上述两种药经历的，正是近年许多廉价药的“共同命运”。
为什么廉价好药，频频成为百姓看得见却吃不着的“熊猫药”？
那些年“消失”的廉价药
“甲巯咪唑这个几块钱的药已全城断药数周，门诊每天看着无数病人因为停药复发。医改这么多年，为何连‘缺医少药’都没解决？”
西安西京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邢影微博上的慨叹，再次引燃公众对廉价药屡屡“断档”现象的关注。
常言道“小药治大病”，所谓廉价药物，是指那些安全、有效、常用而且价格较低的普通药。在邢影医生眼里，国产小白瓶的甲巯咪唑片是治疗甲亢的首选基本药，一瓶只卖两元多，疗效一点不比30多元一盒的进口药差。“可惜的是，我们医院从5月中旬起‘国产小白瓶’就供不上了。”
中国青年报记者查询发现，在全国范围内，两元多的甲巯咪唑片同样“一药难求”。
据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王志宏介绍：“今年春节后，几元钱的甲巯咪唑就出现紧张，大概4月底断药，现在河南极少医院有药，但会限购，多数医院无药。”在南京、合肥、洛阳、厦门、乌鲁木齐等多地，均出现了该药“全城绝迹”的报道。有病人为了购买这一吃了多年的“救命药”，甚至求助于网上“黑市”。
据媒体公开报道，保守估计，目前我国有超过两亿甲状腺疾病患者。而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年，由廉价药成为“熊猫药”的药，越来越多。
2011年，全国多个地区出现了鱼精蛋白短缺。这种一盒售价10多元的药，却是心脏病手术时的普通常用必备药，其“断档”导致许多心脏病体外循环手术被迫“停滞”，病人“命悬一针”。
鱼精蛋白当时还不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但媒体早发现，即使一些廉价基本药，也难逃“断档”命运。
2011年，一项对全国12个城市42家医院临床用药情况的抽样调查显示，在基层医疗机构，国家和地方增补的基本药物一般有500多种，而医院廉价药缺口已高达342种。其中，212种药的价格在30元以下，130种药价格在10元以下，10元以下的短缺药中，5元以下的药品占了69%，3元以下的占42%。
今年3月，天津业内人士向媒体粗略推算，该市医院临床使用的常用药有300～400种，可以解决80%患者的用药。目前，该市“消失”的5元以下廉价药，已占300多种常用药的近三成。
“很多廉价药都是管用的好药，现在却‘难得一见’。”王志宏医生向记者慨叹，“有时，无奈之下，医生开出价格翻倍的‘替代药’，得到的是患者对医生的种种质疑。而且，有些廉价药的疗效，不是贵的药就能替代的。”
维C银翘片、红药水、三黄片、黄连上清丸……有网民盘点，这些多则几元钱少则几毛钱的药，近年来越来越难买。新华社还盘点，诸如维脑路通片、牙周灵片、环丙沙星胶囊、注射用红霉素、葡萄糖酸钙片、复方甘草片等多种廉价药，干脆渐渐“退出百姓视线”。
病人为买一盒5毛钱的眼药水，连跑七八家药店的遭遇，就在这一背景下不时上演。
为何廉价药越来越“边缘”
对于廉价甲巯咪唑的“断档”，多家药厂负责人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的答案是：再按中标价生产，就入不敷出了。
“上游原料的价格不断上涨，按中标价连成本都‘打不平’。到后来原料也没了，只能停产减损。”中标陕西省县级以上公立医院甲巯咪唑片的江苏方强制药厂有限责任公司唐经理，无奈地告诉记者，该厂从去年六七月就已停产这种廉价“小白瓶”。何时再产，遥遥无期。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页显示，目前国内共有13家药厂生产这种药，共有4家药厂生产其原料。唐经理介绍，据他了解，“其余中标的药厂也大部分停产了这种药。”3家原料药厂均明确表示，已经停产了原料，原因也是“利润太低，不赚钱”。
为何廉价“小白瓶”会越生产、越赔钱？唐经理透露，根源在于他们是以“超低价”中标的，成本稍一涨，就会演变成负利润。
2009年8月，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国家九部委发布《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规定基本药物省级集中招标采购。省级人民政府需要在国家零售指导价格规定的幅度内，根据招标形成本地区的基本药物具体零售价格。其中，安徽省开创的“双信封”招标形式，在全国推广度较高。
所谓“双信封”，是指企业要经历经济技术标和商务标的双重评审。前者主要对企业生产规模、配送能力、行业排名以及资质认证等指标进行评审，后者主要评审价格指标。只有通过经济技术标评审，才能进入商务标评审，商务标评审由价格最低者中标。
这种招标模式，被一些业内人士视为鼓励企业“低价竞争”。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曾向媒体表示，经济技术标门槛很低，几乎没有违法的企业都可以进入，实际上只剩下商务标，那就是“拼价格”。
据国家发改委网页显示，制定基本药物指导价格要遵循以下原则：确保企业能够正常生产和经营基本药物，保障市场供应。“合理补偿企业成本，正常盈利。”
但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副所长蒋华良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现实中，在药商急于抢占市场和官方视“降药价”为政绩这一双重冲动下，“唯低价论”层出不穷。以致“本来是剑指药价虚高顽疾的招投标制度，会出现每降一次价，总会有一批药品退出市场的怪现象——尤其是那些常用、有效的廉价药。”
相比高价药，廉价药的确是“唯低价论”的首当其冲者。
部分廉价甲巯咪唑片“中标死”，就是一个例子。记者查询发现，江苏方强制药厂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甲巯咪唑片5mg×100片中标价仅1.45元；上海中西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巯咪唑片5mg×100片中标价1.63元。其余厂家生产的甲巯咪唑片在其他省份的中标价格也大同小异，都是一两块钱的“白菜价”。
“当初在陕西等地投标时，为了打开市场，价格压得很低。”唐经理坦承，而廉价药本身大多数是普通基本药，属于政府定价范畴，给市场的空间不大。“成本再一涨，还按中标价生产，绝对就是赔钱了。”
国家药物政策与医药产业经济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院长邵蓉认为，“唯低价论”背后，也有各省招标时过分追求“低价政绩”的因素：“发改委对于基药的价格制定，已经考虑各方面的成本，将利润压得比较低了。你看每次各省招标后的新闻，都是强调比基药的价格还低，甚至有低于60%多的，这明显不合理。”
此外，违约成本不高，也是加剧廉价药“中标即消失”的一个重要因素。
记者了解到，对于不按照中标协议供应药品的药商，药监部门的处理方法大多是将其加入“黑名单”，并扣除履约保证金。
据《陕西省药品集中采购“三统一”工作责任追究办法》第10条，“不按约定时限、地点、价格供货的，予以警告，并限期10日整改。逾期不改的，取消违规企业中标资格，扣除履约保证金，禁止该企业两年内进入药品集中采购‘三统一’市场。”
另据《陕西省基层医疗机构药品统一采购合同》，甲巯咪唑类药品的履约保证金仅为1万元。即使药厂不按规定生产合同规定的甲巯咪唑，其扣除的履约保证金也不过1万元。
一些受访的药厂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坦承，由于停产廉价甲巯咪唑片，它们已上了该省的“黑名单”。但“履行合同赔得更多”，无奈之下，唯有先停产保命。
政府能为留住廉价药做什么廉价药演变为“熊猫药”的危害，不言而喻。
除“一药难求”等得焦心外，相信不少百姓对这个场景都不陌生：明明需要的是几元钱的药片，医院或药房里却只有改换包装的胶囊，成分差不多，价格却能相差10倍以上。蒋华良告诉记者，在“唯低价论”下，部分药厂选择以改变剂型、增加成分来“变相提价”，这无助于实质性地缓解“看病贵、看病难”。
此外，有业内人士分析，近日被香港曝出的假冒维C银翘片，很可能也与廉价药的窘境有关。
“若廉价药定价过低，会导致药厂降低生产标准，甚至原料以假充真。”2011年，媒体曾曝光板蓝根原料由苹果皮代替的新闻，早有业内人士对媒体分析，维C银翘片的药典制法是包括金银花在内的13味药制成一千片，以今天的各种原材料的统货价格来估算，原材料成本大约每片4～5分钱，这还不算人工、设备、税费等。
而现实中，一些省市的招标价格12片的0.48元到1.03元，18片的1.1元到2元。“如果严格按照药典的规定，这种价格的药是无论如何生产不出来的。”
“国家必须向对粮食一样，保障廉价、必备药物的生产。对一些确实利润微薄甚至‘赔钱’的，必要时要予以财政补贴。”施秉银医生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
记者查询发现，为了解决一些廉价药成本与售价“倒挂”问题，部分省市已在探索统一定价等补救方案。
比如，2012年江苏省物价局出台了《江苏省廉价药品遴选办法》，第一批《江苏省廉价药品目录》向社会公布。今年4月16日，江苏省物价局公布了10个廉价药品的统一销售价格，于5月10日起统一定价，下一步还将再公布40种廉价药品价格。核心目的就是通过“适当提价”，保证生产企业的积极性，完善常备廉价药的长效供应机制。
但此举亦伴随争议。有观点认为，统一定价是对药品“唯低价论”的一种纠偏举措，也有业内人士反思，药品定价本身是市场行为，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来干预药价本身并不可取。
“即使国家‘限制药价’，重点也应该放在高价药上，而非售价在几元左右的廉价药上。”蒋华良说。
受访的制药企业则认为，政府要留住一部分廉价药，就该“把属于市场的交给市场”。“比如，对一批低价必备药采取定点生产的方式，规定一个合理的利润空间。”四川合升创展医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殷曦说。
此外，在招标方面，专家认为“重价不重质”的招标方式也该改变，将药品质量作为招标的首要标准。流通领域和消费领域的改革举措则包括：最大限度地压缩药品流通环节，加大对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取消“以药养医”，为廉价特效药使用打开绿色通道。
全国政协委员、福州市第二医院副院长林绍彬建议，国家应该建立一套廉价特效药的储备制度。
“对于一些临床必需的廉价特效药品，建议由政府指定药厂生产，在税收、资金等方面给予厂家一定的政策倾斜和财政补贴，保障合理利润，调动生产积极性，保证廉价特效药品的稳定供应。”
“对成本和售价倒置的经典廉价药实行‘公益性生产’，既让药企不赔钱生产，又能保证老百姓能用上质优价廉的药品。”2012年，天津市人大代表刘智在关注廉价药“短缺“问题的提案中，就已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