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次抗震救灾过程中，通信人为尽快恢复和保障通信畅通做出了重要贡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5月18日18时，通信行业已在全国范围内调派人力、物力、设备、人员赶赴灾区，共出动抢修人员2.6万人、调动383台应急通信车、979部卫星电话、7422台发电油机、2000多套其它应急通信和抢修设备，1000块卫星电话专用电池，150套野外电源装备，发送应急提示和抢险指导等方面的短信4.7亿条。
在电信业全体总动员，深入灾区奋力抢险救人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做一些认真的反思。
运营商缺乏卫星备份
“5月16日在中国电信第一个抢通理县——汶川的光缆实现汶川与外界的信息联络后，不仅千方百计确保网络畅通，而且坚持讲政治、顾大局、争分夺秒保障通信，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为当地联通提供了从马尔康至理县、九寨沟和松潘方向各2条2M数字电路；为当地网通提供了出州话务量的分流，力争让更多的州内群众实现信息传递，共同抗击灾难。”
这条新闻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据中国电信在赈灾一线的人士介绍，在5月12日之前，中国电信就已在地震发生地区设置了三台卫星接受系统，但震后因山区雾大，难以定位，待工作人员将接收器搬到山顶时，通话不足一分钟就没电了。
所有人都清楚，这次抗震救灾，最大的困难是通信问题，如果5月12日就能与重灾区实现有效通话，那么地震死亡的人数和损失会减少许多。
难到我国真的缺少灾害时期的通信预警体系吗？
事实上，在老邮电部时代，中国电信内部就有专门的卫星通信部门，重点承担特殊情况下光纤网的备份，即在光纤网受到破坏、不能接通的情况下，由卫星网完成正常的通话和信息传输。
在第一次电信分拆中，中国电信将移动业务和卫星通信业务一次性分离，国家在2000年专门成立了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即：中广卫)，在职能上主要承担海事、勘测等活动的卫星通信传输、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的传输网备份，承担部分广电节目的传输，以及靠出租转发器承担对金融等产业的专业服务。
至2001年中广卫的铱星系统因收不抵支，基本停止运营。而随后，中国电信等公司又停止了卫星网备份，中广卫在电信、广电的固定用户基本丧失，维持生存仅靠少量的商业性转发器服务。
而在这个阶段，在中国服务的几大卫星公司，诸如亚太卫星、亚洲卫星、鑫诺卫星、中广卫等，只有中广卫承担着灾情期间通信保障的功能。但由于中广卫资金短缺，业务不明、上市无望、高层变动频繁等因素，特别是基于电信级的与其它运营商的多网互通基本不存在，因此，中广卫所承担的特殊情况下的通信备份功能基本丧失。
这也是本次四川汶川大地震中，中国卫星通信未能发挥更大作用的根本原因。
预警系统各自为政
这次地震的救灾工作，使大家再一次看到卫星通信的重要性，近期，诸多部门召开了多次灾害预警研讨会，但是，在各次会议上，各部委的专属机构除了展示自身已有的预警网络外，均未从一个开放的、互通的统一应用平台上提出未来灾害预警系统建设的解决方案。而且对于统一预警平台由谁来做？谁牵头做？投资体制如何建立？是否存在有效的盈利模式(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等，均缺少最基本的考虑。
在这次赈灾中，卫星通信网在前期完全处在瘫痪状态，根本原因就在于各部门建立的卫星预警专网是一个近似于封闭的系统，因各自独立，互不连接，使国内数以万计的卫星车成为摆设。由于卫星系统与固网、移动网基本脱节，灾区的通信网即便快速修复，仍存在全程或大面积覆盖难以实现的问题。由此，严重阻碍了救灾的进程和效果。
中国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果是靠强大的国家组织体系和强大的人力及中国精神实现的，而通信领域应有的贡献远未发挥出已拥有的技术能力。
之所以出现如此被动的局面，就是被呼吁多年的应急联动体制始终未建立起来，各部门、各地方政府都各建一套应急网络，各自采购先进设备，各自组建自用的管理团队，国家花了庞大的建设费用，但应急仅仅是部门性应急，基本不存在网络层面的应急联动。
追究其根本原因，核心矛盾是当前的行政管理体制严重阻碍了应急联动的系统组织和系统建设，许多部门的应急系统网络成为了形象工程或部门成果。
信息化与应急联动体系的建设
今天，究竟什么是国家信息化，尚没有一个科学、具体、可实现的概念，这是我们下一阶段需要认真研究和思考的大问题。信息化肯定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一定是建立在社会活动的合作体和信息产业融合基础上的一个联动体系。
对我国的现实情况而言，信息化的建立首先就是要全面提升信息产业的发展，要打破传统的以通信为核心的信息产业体系。信息产业要全面与社会生产与社会组织活动的组织流、产业运行流、智能流有机地融为一体。在ICT时代，信息化的支撑点一定要源自于企业和各种社会活动的需求，而不是信息组织者和运营商简单地按照技术的演进程度，强加给社会的发展模式。
下一步，针对各种可能出现的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信息化建设中的预警系统一定要与产业、与社会活动的功能实现联动，联动的根本对策就是信息提供商、信息组织者、信息运营商、信息传输者、信息使用者之间建立一套完整的融合方式，各个部门不再独自建立应急预警系统，而是向国家级专门的运营组织机构提出需求和解决问题的目标，有专业化的机构按照联动、开放、统一标准、公益化目标，建立统一的开放预警平台。
此外，在强调电信运营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使运营商长久地承担社会责任和针对特殊情况的公益责任，尽快恢复固网通信公司、移动通信公司的卫星备份网建设，要加强补充性网络传输产品的投入(这次赈灾中，小灵通、SCDMA的恢复均显优势)。
具体来说，就是要做到政策、体制、市场、社会公益等四方面的联动：
1.中国需要成立专门的应急联动机构，这个机构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必须是垂直的管理体制。
2.应急联动机构的资金应由中央垂直管理，同时，应在很大的比例上使资金能够以基金的形态运作、上市。
3.应急联动机构应在建立初期就具有相对独立的监管职能，重点是对地方的应急组织、资金、活动、规划、信息链建设、公共及公益的预警体系的发展等，予以独立的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