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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业大县的工业化路径——枝江调查归来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08-05-20  浏览次数:154
核心提示:      枝江市连续多年跻身全省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前10名。今年全省县域经济工作会议,枝江是两个参观点
      枝江市连续多年跻身全省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前10名。今年全省县域经济工作会议,枝江是两个参观点之一。

  枝江的典型性到底在哪里?它的经验对我省县域经济发展又有什么样本意义?带着这两个问题,笔者到枝江调查,产生了一些理性思考。

  枝江的“典型度”在哪里?

  观察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需要了解它特有的历史背景和初始条件。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当前日益突出的城乡失衡问题,归根到底是农村工业化严重滞后的问题。实践证明,地处内陆的中西部地区、湖北,不可能克隆东部的发展路径,走外资驱动、“两头在外”的发展道路。因此,探索内陆地区传统农业区域的工业化路径,是整个中西部、湖北需要回答的紧迫、重大的课题。

  基于这种历史背景和观察视角,枝江可以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区域工业化发展的样本。

  首先,我们看它的制度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实施的“赶超战略”是两个层面的赶超。在社会层面,通过户籍制度约束农民,以期迅速实现城市现代化;在经济层面,在资金、技术“双缺口”条件下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重工业,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将农业创造的财富转移到工业,同时通过币值高估购买西方发达国家的设备和技术,实现重工业赶超。这种赶超,是通过计划经济体制来管制农业、农村和农民。所以,传统农业大县往往是计划体制存量较大的县,是经济基础尤其是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县,是市场力量难以生长起来的县,通常也是一个财政穷县。在这种制度条件下发展的县,对回答湖北农业大省面上的发展问题,其典型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我们看它的资源要素禀赋,包括区位。观察全省县域经济前10名,大抵可以分为三类:城郊型、资源型、传统农业型。第一类可以通过“涓滴效应”获得城市经济的辐射,如可以获得土地溢价收入,先天条件相对较好。第二类可以通过获取资源性收入,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裕的资本。枝江不属于前两类。它是典型的农业大县,改革前的主业就是粮棉油。它没有任何大的矿藏资源,不靠近大城市,没有国家重大项目布局。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发展,对纠正“条件不好、发展不了”的观点,其典型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枝江市委市政府对它的初始条件作了形象的概括:农业腿软、工业腿短、财政腿细。这种传统农业大县的典型特征,以及今天的发展成果,证明的正是它的典型度。它进入全省县域经济前10名的路径具有重要标本意义。

  靠什么来启动工业化的车轮

  就工业化路径选择而言,存在两条道路:一是“嵌入式”,通过外来重大工业项目的布局,强制性启动一个地区的工业化;二是自然演进型。立足于本地区资源要素禀赋结构,发挥比较优势来发展工业。如前所述,地处内陆的湖北大多数地区不可能也没有条件克隆东部经验,依靠外来项目。走第二条路,又面临着狭隘的资源观的约束,即认为矿藏资源才是资源。事实上,农业资源也是一种优势资源,农业产品没有被大范围商品化是湖北农业资源优势不能转化为工业优势的重要原因。

  在短缺经济年代,农产品被赋予生存功能(温饱)和政治功能(稳定)。对这两种功能的强化,造成了农产品非资源品的误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作为资源品,内生出经济功能,具有盈利能力。

  我常常以小麦为例来回答这个问题。湖北小麦为什么没有市场?是因为不同的工业需求需要不同品种的小麦种植,饼干需要低筋粉,面包需要强筋粉,啤酒则有更高更具体的专用要求。正是我们局限于农产品的生存功能而忽视其经济功能,使小麦生产难以对位工业需求,实现专用化、标准化生产,因而抑制或剥夺了其盈利能力。

  资源只有进入工业链条才能在生产中实现增值。从粮棉油加工工业开始,枝江利用充足的柑桔、黄桃、红薯等资源,发展食品加工企业,年加工果蔬、红薯6万多吨。通过引进培育香港奥美、旺家纺织等一大批纺织企业,使棉纱、药纱坯布、医用纱布等迅速发展起来。引进培育16家规模企业,加工油菜籽达到60万吨。由是,枝江形成了粮棉油和果蔬、水产品五大加工产业群,聚集规模企业64家,2007年实现产值52.5亿元、利税4.6亿元,转移农村劳动力2万余人。全市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60%以上。

  这种工业化路径,建立在区域要素禀赋结构之上,具有比较优势,因而,枝江进入工业化的门槛也相对较低、较快。

  靠什么促进乡村工业化

  一些地区的工业化是一种“无根的工业化”:城区工业发展很好,但乡村仍然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状态。这就好比一个人上半身穿西装,下半身穿短裤、草鞋。这是湖北乃至整个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城乡失衡问题。价格补贴、政策补贴和货币补贴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但根本的还是通过城乡市场一体、基础设施一体、产业一体,增强工业的“地理渗透效应”,以工带农、以农促工发展乡村工业。

  江浙模式是否已经终结?从发展阶段看,江浙经济已进入产业结构的高级阶段,低级阶段已经过去,但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由民营化和市场化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以区域局部突破为特征的经济制度创新模式永远也不会过时。

  江浙模式的独特魅力在于:(1)立足区域要素禀赋结构发展最适合初始条件的产业(通常是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2)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金和技术主要依靠区域内部或国内的积累和转移;(3)产品主要依靠国内市场;(4)由此带动乡镇工业发展;(5)由于经济对整个区域的渗透能力,全面推进区域经济的市场化和高速增长。这些特点,使它与东亚“四小龙”和我国的“华南模式”区别开来,富有中国特色和典型意义。它的核心价值表现在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以二元结构的转化,即以农业非农化、农民工人化、农村城市化为主要表现形式。因此,它不仅是一个经济起飞的成功模式,也是一个体制过渡的成功模式。这种模式最适合中国中西部、湖北大部分地区。

  县域经济发展也应遵循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它需要一个核心增长极,需要一个核心区域,从而带动整个县域。枝江构建了一个“1+9”模式,县城作为核心增长极、火车头,其他9个乡镇构成核心区域。“1+9”统筹协调,促进城乡经济进步和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类似江浙模式的“枝江样式”——乡镇工业发挥主力军作用,走的是立足区域要素禀赋结构、选择适合初始条件的工业化道路。比如七星台油脂、安福寺果蔬、问安化纤、董市轻工、顾店化工、白洋建材、仙女服装等工业板块均初具规模。2007年,各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发展到81家,占全市规模工业企业总数的73.6%;镇属规模工业总产值41.3亿元,占全市规模工业总产值的43.9%。依靠乡镇工业的发展,枝江把工业化推进到了乡村,给区域经济的“脚”穿上了皮鞋。

  一些人瞧不起乡镇工业,认为它们土、小。这种心情可以理解。可是,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并不完全靠几个大项目鹤立鸡群似的孤高发展,而要靠各类市场主体的参与度;建立在人人买、人人卖基础之上的经济,才能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这也正是江浙模式作为一种起飞模式的意义。

  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是枝江在资本、技术、资源都缺乏的条件下,像江浙模式一样,“白手起家”的工业化模式。只不过,它又超出了江浙模式的内涵,开了新花、有了新义:(1)食品加工企业是市场主体,它要参与竞争。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它必须保证资源品的品质,把管理前置,即由简单收购农产品向指导农产品生产转变。这会提高农业的现代化生产能力。从产品供给看,主要是专用化——专门为某种工业生产提供资源性农产品;标准化——严格按现代农业的生产流程来生产、包装、储荐、运输;优质化——达到消费者或企业的质量要求;专业化——某个区域专门种植某类农产品。从生产方式看,主要是水利化、机械化、化学化、生态化。枝江建设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区2个,农业机械化作业水平达到72.5%;(2)把工业化渗透到村庄、田野,推动了乡村工业化,并改变传统农村的社会形态,增加现代社会的开放意识、财富意识、创业意识等因素;(3)农民成为市场主体。由于农村工业的发展,农业产业化水平提高,枝江农村经纪人达到1万人。整个县域民营经济比重达到72%。这是工业化、市场化的自然结果。

  大企业开始在枝江出现。里面有内生的,比如枝江酒业2007年实现销售收入25亿元,产销规模连续7年位居湖北第一位。这就是说,经济参与度越高,企业数量越多,产生大企业的概率越高。这就跟森林一样,林子大了,树的种类就多,大树也多。

  靠什么提高“投资-招商”的对位度

  毕竟,今天中西部、湖北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较之30年前发生了深刻变化。改革开放的先后时序、地理位置的影响在开始减弱。国际资本、沿海资本的产业转移为中西部、湖北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因此,立足内部要素禀赋结构发展经济,并不排斥外来投资。枝江外资内资两个轮子一起转,加快区域发展。

  商务部把湖北确定为加工贸易转移重要承接地。一般说来,加工贸易产品是非速度产品,最经济的运输方式是水运。因此,加工贸易基地通常会沿江布局。枝江在长江边上,本土船老板多,这是新的开放条件赋予枝江的要素优势。

  任何项目都有一个适宜度。投资是项目需求条件与一个地区要素结构相契合的结果。招商工作的本质是“对位”。为此,枝江分析产业发展特点和相关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特点,定向联系;在东部一些地区设立窗口,派出“招商大使”驻地招商,以掌握哪些项目可能转移,枝江能够承接哪些项目;针对枝江的产业优势,开展化工、能源等对口招商,保证了项目的适应性;把若干相关项目集中起来形成一个专业工业园,不仅降低了行政服务成本、水电路“三通”之类基本设施的配套成本,而且产业内部相互扶持,可以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近几年,枝江引进“外资”项目173个,累计完成投资59.9亿元,形成了“港商群”、“浙商群”、“台商群”等群落。

  枝江以一种开放、多赢的心态来招商,发展了一种“飞地经济”:乡镇可以把招商项目放到县城,山区兄弟县市由于自然条件约束,招商的项目也可以放到枝江来。大家共赢,共同发展。

  一些大项目来了。比如华润雪花啤酒、迅达燃气灶具等。它们与本土企业成长的关系是:本土企业的成长培育了商业思想、市场网络,营造了区域市场经济氛围,提供了商业土壤,为外资项目创造了条件。反过来,外资项目的“旁侧效应”,也会产生类似的功能,从而内外结合,提升区域内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能力,加速县域经济的整体进化。

  靠什么解决“无资金、无技术”难题

  过去我们总认为,只要资源丰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就可以发展。

  可是,枝江还有仙桃等地的资源并不丰富,却成为名副其实的县域经济之虎。而一些县市有煤矿、铜矿、铁矿甚至还有金矿、银矿,经济却没有发展起来。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原来,一个地区的经济发达与否,并不完全依赖于自然资源的丰俭,而是生产要素的聚集能力、资源配置微观主体的变化和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

  资源或者说生产要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低级要素,如自然资源、一般劳动力等;一类是先进要素或高级要素,如资金、技术、管理(企业家才能)等。低级生产要素流动性相对较弱,而高级要素的流动性相对较强。高级生产要素是低级要素由一种单纯的存在转化为商品或服务的催生婆。有资源,但如果没有资金启动、技术开发、管理对市场的驾驭和资源的优化配置,那么,资源就不能进入产业链实现增值,进而推动经济增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把高级生产要素聚集起来的能力,是一个区域的重要竞争力,也反映了一个城区、一座城市的执政能力。

  一切生产要素的本质是获利。要素聚集能力取决于低交易成本的商务环境。交易成本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内部的交易成本,包括上级为下级服务的效率、政府部门之间的工作效率。如果一个报告,上级为了显示权威,拖来拖去、压来压去;如果一件事在多个单位之间议来议去、推来推去,交易成本肯定都高;二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成本。如果一个项目审理一年,“三乱”不止,交易成本也会增加;三是企业之间的成本。如果彼此失信,交易成本则难以估算。因此,交易成本高的地区,不仅不能把外部的生产要素聚集起来,相反由于环境恶化,连本地的生产要素都可能被挤走。

  所以,在各种资本享受国民化待遇后,我们讲营造经济发展的环境,其本质是营造低交易成本的商务环境。枝江通过职能改革、理顺部门设置、简化工作流程,推行市长、副市长顶替制度,加强部门协调,改善了行政运行机制。行政审批项目由425项精减为322项,200项行政审批事项进入行政服务中心联合办理。这些做法已经成为各地的“共同措施”。

  枝江的“个性措施”是它引入现代经济的“核金融动力机制”。金融既是配置资源的工具,又是决定经济环境的重要因素。它不仅起着把分散的民间资本转移到优势项目、优势企业的功能,而且为企业经营提供结算等便利。枝江积极引进外地金融机构,成立金源投资开发公司和金桥信用担保公司,大胆尝试用开发性金融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同时不断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大力培植A级企业,建设信用社区,加强银企合作。近年来,枝江金融机构累计发放贷款27.5亿元,起到了很好的“种子投资效应”。

  用什么话对“枝江模式”作总结

  传统农业大县——枝江发展再次证明:不论一个地区和城市今天多么发达,都是从过去贫穷的状态——资金、技术“双缺口”、企业家稀缺的状态发展起来的。“穷”是所有地区发展的初始条件。财富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经济增长的必需前提。一个地区的竞争优势不是继承的,而是创造的。决定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因素,说到底是发展战略的差异、制度供给能力的差异、商务环境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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