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对于药品定价一直存在两个价值取向：基于“民生为大”原则下的政府定价，基于“经济理性”原则下的市场定价。发改委显然是试图将此二者充分结合——在政府主导定价中充分地考虑市场因素，避免政府定价过低、廉价药无人生产的局面。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是否能产生制度设计者心目中的“成果”呢？
早在今年5月，发改委就下发了“关于开展药品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调查的通知”，要求地方发改委、物价局考察药品的成本与价格问题。结合此次官员的表态，发改委的思路比较清楚：从药品出厂开始调查成本，然后规定流通领域的“中间加价率”，再根据创新程度、国际参考价等因素，定出一个“保障药厂、经营商正常利润”的价格来。根据理想的状态，因为是市场定价，价格不至于高得离谱，让老百姓苦不堪言；药企也能够得到足够的利润，不至于嫌利润不高而放弃生产，“另辟蹊径”。
尽管这是一个“一举多得”的政策取向，但价格的最终形成，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即便价格数据经过详细调查、科学论证，也无法保证其在运行中不遭遇阻力而变形。一个很明显的担忧是：将这些市场因素充分汇总到政府定价部门的时候，实际上是权力的高度集中，如果认定市场价值的根据是正确的，那么市场可能会无条件地接受，不会激化矛盾；但如果政府认定的根据出现偏差，那么政府对于市场因素的认定就可能沦为假借市场因素，实为计划经济时决策者的主观定价。
政府定价试图引入市场因素，却面临着“反市场”的因素。一来借助地方物价部门定下的成本、利润指标，无法及时跟上市场的变动，由于药品更新换代快，而政府定价能力相对滞后，导致的结果可能将是放松定价管制；二来根据经济学的观点，“供求关系”将直接决定产品的价格，而最终产品的“价格”再决定原材料的成本、流通领域等各个环节的利润水平，现如今希望通过先调研成本、利润、供求等“一揽子”因素，然后形成“价格”的结果，实际上是将市场因素“死板化”了——供给与需求怎么可能在定价之前就被“确定”了呢？
此外，创新程度如何检验，临床价值如何体现？概念不清晰，将为相关部门的权力寻租提供大量机会，更为一些不法企业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发生在郑筱萸身上的腐败，已经暴露了这一点。如果操作不当，药品市场可能会形成这样的局面：老百姓需要的低价药，所谓的市场价值因素无限度地膨胀，定出高价；而不在政府定价范围内的高价药，彻底摆脱临床价值等约束，无限度地虚高——这会让民众承受政府定价、市场定价的“双重打击”。
行政权力是自上而下的，市场权力是自下而上的，在目前中国的药品市场，政府不能奢望在定价中将市场因素“一网打尽”地涵盖进来，因为那样将是“过犹不及”；对廉价药品实行政府指导价与市场调节价的双重作用，才是符合理性又尊重实际的举措。只有放活自下而上产生的市场权力，才能快速协调好供求关系等市场因素，政府的定价才能更有科学性、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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