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安全法》的亮点很多，从实际工作需求看，以下亮点值得关注：一是提出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和要求，相当于一部小型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使后续的相关细则、标准有了上位法；二是对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提出了要求，针对的是当前一些企业任性停止服务或依靠垄断优势要挟用户、随意收集用户信息等问题；三是在反恐法确立的电信用户实名制基础上，规定了信息发布、即时通讯等服务的实名制要求，但这个实名是指“前台匿名、后台实名”，不影响用户隐私；四是规范了重要网络安全信息的发布服务，现在很多企业或机构都在发布漏洞、安全事件等信息，有一些不实信息造成了很大范围的不良影响，国家将制定这方面的规定；五是明确了网络运营者的执法协助义务，这是国际惯例，但我们以前多依靠“红头文件”，这一局面将改变；六是从法的层面规定了对网上非法信息的清理，使国家的互联网管理系统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七是确立了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制度，特别是规定了运营者的强制性义务，并为主管部门开展监管作了授权；八是建立了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和应急处置工作体系，有利于解决目前存在的多个部门各自发布预警通报、应急预案体系不完整不协调等问题；九是建立了通信管制制度，以支持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置，但同时也将通信管制的权限严格限制在了国务院；十是进一步理顺了网络安全工作体制，规定国家网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网络安全工作和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网络安全法律法规体系是国家网络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网络安全，就需要充分发挥法律的强制性规范作用。但长期以来，我国网络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滞后，突出表现在，我们甚至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安全法。全国人大通过《网络安全法》的重大意义在于，从此我国网络安全工作有了基础性的法律框架，有了网络安全的“基本法”。作为“基本法”，其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明确了部门、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二是规定了国家网络安全工作的基本原则、主要任务和重大指导思想、理念；三是将成熟的政策规定和措施上升为法律，为政府部门的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体现了依法行政、依法治国要求；四是建立了国家网络安全的一系列基本制度，这些基本制度具有全局性、基础性特点，是推动工作、夯实能力、防范重大风险所必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