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土曼在新疆被广泛使用。我们的父辈和平解放新疆之后，放下枪就扛起了坎土曼。这是他们结束战争年代、进入和平时期的重要标识，也是他们创造一个新奇迹所使用的重要劳动工具。
在这之前，当地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族，一直在使用这种劳动工具。我们的父辈首先使用了“东方红”拖拉机开垦荒地，那个力大无比的家伙当然要胜过很多坎土曼;但是坎土曼的时代不会结束，很多劳动还要依赖它。
我的父辈起初就用它开荒。先刨去荒地上的盐碱层，再深翻，遇到红柳还要连根挖出，然后反复灌几次水，土壤中的盐碱就被带走了。可是如果地下水水位很高就必须排水，这就需要修建另一项工程———排碱渠。
挖排碱渠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劳动，没有挖掘机等现代化机械，就是用坎土曼一下、两下、三下……几十立方米、几百立方米、几万立方米的土，被堆在长短宽窄各异的渠道两侧。
那是绝无后来者的场面，在天山南北，数以百万人挥动这种原始传统的劳动工具。一坨一坨黝黑或泛白的碱土，从渠道里抛上来，足以引发一场遮天蔽日的沙尘。一把把坎土曼在空中上下翻飞，大地就改变了模样：整齐的条田，笔直的田埂，交织的渠系……芦苇荡和红柳滩也一点点被消灭了。我们的父辈可以连续一二十个小时挥动坎土曼，坎土曼像长在他们手上一样，或者是他们手臂的延伸。挖的深度、切下去的角度、挖土的厚度，可以精细到一毫米一个刻度。岁月在坎土曼的一起一落间悄悄流逝，他们扛着坎土曼的身影渐渐佝偻。
天天和一样东西为伴，即使那是一件没有生命的物件，你不必对它倾注很多注意力，但一样会对它有很深的理解和感情。
我的父辈们一辈子没离开过坎土曼，就是退休了侍弄自己那块小菜园子也还离不了它。屯垦近半个世纪不知道用坏了多少把坎土曼，并且舍不得扔掉，总会有一间屋子存放那些用旧了的东西。甚至在刚刚使用一把新打制的坎土曼时，因为不顺手就送到铁匠那里回火，这时候又从过去用过的旧坎土曼里面挑一把，临时过渡一下。忽然发现它并没有到了非要换新的程度，用起来依然十分顺手。于是并不急于取回那把新的，甚至后悔订制了那把新的。铁匠师傅一再催促，才把回火的那把新的取回家。第二天拎了这把新的下地，还是觉得不大顺手，却也说不上哪里不对劲，又不好意思再去麻烦铁匠。改天又扛了旧的下地，才发现旧的虽然是顺手，但不出活儿，容易卷刃，终于把那把旧的又扔到堆杂物的某间屋子里。新打制的坎土曼虽说分量有些重，却省了许多力气。
把地里的农活都熟悉了，用坏了几根坎土曼把子之后，才明白一把坎土曼干不了所有的活儿。翻地和锄草的坎土曼铁头部分长25厘米，宽20厘米。挖渠放水的坎土曼稍大些，长30厘米，宽20厘米。当然也因人而异，女人和身材瘦小的男人更适合那种小的。
维吾尔族人有时候还会用那种方头坎土曼，没有特定的使用条件。
最初使用坎土曼的人，总是会弄断几根把子的。那些脾气急躁的人，恨不能一坎土曼下去就挖出个水塘来。结果坎土曼“吃土”很深，连把子前端突出的部分也没入土中，以为使把狠劲，就能掀起一大块泥土，然而“喀嚓”一声脆响，一根上好的松木把子就断成了两截。于是埋怨自己手气不好，挑了把不结实的工具。旁边上了年纪的人“嗤”一声，道：亏得是木把子，再结实点你就把鼻子(坎土曼后端装把子的铁孔)扯开了。换了新把子再不会使蛮劲，会顺着劲，试探性地轻轻向上抬几次，最后再发力。每每用力刨下一次，都会作至少两个判断：坎土曼的刃该落在哪里，这要看手的准头;另一件事是该用多大的力气往上提。这个看起来毫无技术含量的劳动，是我的父辈从事了一生的职业。
这种简单劳动却改变了戈壁滩的样子，并且改变了新疆的屯垦史。一行行高高的白杨，广阔无垠的田野，还有统一了样式的兵营式的连队，就成为新疆的另一种标识。
进口大马力机车后面悬挂着的一排威武的犁铧，想要彻底取代坎土曼。它一天能豁开几百亩地，那生涩潮湿的泥土气息弥漫大地。在地头伫立的人，手里拎着的那把坎土曼，乍看上去像孩子手里的玩具，有些多余还有些滑稽。但是扛着它下地已经是一种习惯，哪怕只是扛着它在地里转悠。好像扛着它，脚下踩着的才叫田野。空着两只手，那就像一头驾辕的牲口，被遗忘在荒原不知所措。
其实庞大而现代的机械，仅仅是让更多的劳力离开了土地，并不能改变农业劳动的实质，农人最终是要躬耕田间，一坎土曼一坎土曼地侍弄土地。真正的农人怎么可能手上身上不沾些泥土?庄稼从发芽就开始需要农人的呵护，把一棵幼苗从塑料薄膜下放生，只能用农人的手。当很多水果蔬菜进入工厂化生产后，绿色食品标准的实施，使坎土曼重新替代了化学锄草。农民怎么可能不晒得黝黑?除非植物不再需要阳光。
坎土曼深深地嵌入西北农人的生活。在沙包和泥土里磨砺得无比光亮，那是农业文明永不磨灭的光芒。倘若有一日，当人类完全结束农业文明时代，人们不再有直接从事农业劳动的体验，和土地隔着工业化的厂房，和动物隔着电子监控里的围栏，那时，故乡是什么?
镰刀
5月下旬，头茬儿苜蓿就可以开镰了。之前还掐嫩尖食用，因为粗糙得已经没有了鲜味儿，只能割了喂牲口。于是挂在墙上落了厚厚一层土或是和旧坎土曼堆在一起已经有些生锈的镰刀，重新被主人找出来，用半晌的时间，打磨一新。
当地有些少数民族牧民喜欢使用的镰刀，和我们使用的镰刀不太一样。首先是镰刀开口大小、方向不同。我们使用的镰刀形状似初五以前的月亮，镰刀片窄且开口向内;而他们的似初十的月亮，镰刀片稍宽开口略向外。还有，他们的镰刀是那种长把子，人直立着便可使用;我们使用的是短柄的，需弯下腰来。
后来发现，在广袤草原上，那种长柄的镰刀更能发挥作用。那些挥舞镰刀的牧民像挥动长鞭一样自如，草原在牧歌声中变成一片一片收割过的庄稼地。
我的父辈们则用惯了短把子的镰刀，他们在田边地头、在沟渠上、在果园里，头深埋于草丛，看不到他们怎样挥动镰刀，只看到他们眼前的草一丛丛倒下。不仔细看，以为里面有一只埋头吃草的羊。
因为镰刀离我们的身体很近，就会常常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
每年头一回使镰刀，都会有那么一两次小意外。头一茬苜蓿开花的时节，北方的人们刚换上短袖衣衫，如同刚迎来惊蛰的一棵树，还需要春天的一个炸雷唤醒。满眼紫色的苜蓿花总是开在百花争艳之后，没有多少诱惑，却也别开生面。人还有些慵懒，僵硬的身体不那么灵活，手上似乎还没有轻重。于是，有时候镰刀就像一把来历不明的凶器，可能在四肢的任一部位留下刀口。一阵疼痛令身体真正走出了冬天的木讷，那疼不是尖锐的，从皮肤瞬间直达心尖。通常不会太严重，用手帕裹住伤口，坐在田埂上歇会儿，算是对自己的一种抚恤。
忙碌了一个春天，终于给了自己一个驻足的理由。不远处，几只鹌鹑扑棱棱从苜蓿地里飞起。忽然想到它们的巢穴，便拾起扔在地上的镰刀，朝它们刚刚飞离的地方走去。也许只能找到几根羽毛，本来也就没有期望更多的发现。只是一下就有了儿时的好奇心，甚至清晰记得一次巨大收获———一个藏着七八枚蛋的鸟窝。那一刻的喜悦又回到身体里，所以尽管此时此刻一无所获，仍然有一种快意洋溢在身边。如果真的又是一次儿时那般重大的发现，当然不会将鸟窝端走，将鸟蛋打碎或煮熟了分而食之。只是蹲在鸟窝边上，小心翼翼地观察一番，然后用镰刀背拢一拢周围的苜蓿，将鸟窝尽可能隐蔽起来。重新坐在田埂上仍然惦记着那窝鸟蛋，担心有什么不测。待重新下地弯下腰来，左手攥住了一大把苜蓿，这才想起那鸟窝就要藏不住了。又直起腰来望一望那个方向，竟不知如何是好。
最后，那块地里终究留下一片苜蓿，就一直那么长着，老得牲口闻闻就走开了，不愿啃食。
有时整片苜蓿地里还会留下几棵油葵或者麦苗，那通常是播种机在播过别的作物后残留下的。这些另类往往长势不会很好，因为它们要适应苜蓿的生长环境，苜蓿施肥浇水的时间显然和其他作物不同。
于是割苜蓿的人对幸存下来的三两株油葵小麦手下留情，总觉得它们是一个奇迹。怀着一种好奇心把它们留下，还想看看它们到最后，究竟能不能结出黄灿灿的葵花盘子或者饱满的麦穗。锋利的镰刀绕开了它们，于是苜蓿地就有了另一番景象：如同一幅原本空旷而没有看点的风景画，被赋予了主题。天空、田野、大地都成为背景，为一窝鸟遮风挡雨已经开花的一撮老苜蓿，以及风中剧烈摇曳的麦穗，还有孤零零的葵花盘子，它们是那么惹眼生动。
镰刀是父辈们常常不离手的一件重要工具，他们把镰刀夹在腋下，或是挂在肩的一侧，一边卷着莫合烟，一边哼着地方戏就下地了。
这个场面可以在早饭后，通往田野的小路上见到;也可以是在正午过后，烈日灼人的乡间公路上见到。
不论是麦地、苜蓿地，还是果园以及沟渠上，都被镰刀一遍一遍地刷过。有了化学除草剂和割草机，镰刀被挂在工具房的墙上或者某个犄角旮旯，成了历史。动力机械无法区别苜蓿和其它植物，也无需区别那么清楚，它把混杂在苜蓿里的小麦和油葵一起刈倒粉碎，在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将鸟巢轧毁。机器作业过的田野，只有一样长短的植物。它把一切都收割了，不光是种子偶尔撒落田间并顽强生长的小麦、油葵，连同镰刀主人对鸟蛋的担心，还有每年头一次使用镰刀留在手上的伤口……机械作业过的田野像工厂加工出的零件，千篇一律;劳动过程的程序化，也结束了产生于其中的爱情故事。当年父亲和母亲的爱情，就是从母亲为父亲包扎镰刀割破的伤口开始的。当然爱情故事是不会因镰刀的消失而终止，只不过少了许多有意思的开始。
转自：http://culture.ts.cn/content/2014-06/24/content_99042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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