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并称为晚清三大名臣。但依笔者看，左宗棠的文治武功均超过曾国藩、李鸿章。曾国藩、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有功，官至宰辅，显赫一时。但其对外交往时，则奴颜媚骨，丧权辱国。曾李二人主持签订的对外条约，无一平等。对内手腕强硬,对外畏缩懦弱,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而反观左宗棠则不然，对外铁骨铮铮，寸土不让；对内侠骨柔肠，百姓感恩。《清史稿》说“宗棠事功著矣，其志行忠介，亦有过人。廉不言贫，勤不言劳。待将士以诚信相感。善於治民，每克一地，招徕抚绥，众至如归”。清人杨昌濬写了首七绝，“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这首诗热情歌颂了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巨大功绩，也高度赞扬了左宗棠戍边种柳的爱国情怀。此诗不但轰动当时，而且载入史册，长期流传。时至今日，新疆哈密、伊犁、塔城等地均有左公柳，遗泽至今。百姓一提起左宗棠，交口称赞。这也充分说明，凡是为祖国为人民做出贡献的人，人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的功绩。
一
一百多年前，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发生了一场席卷全国的争论，这就是晚清历史上著名的海防塞防之争。
1864年，正当清朝忙着镇压太平天国、无力西顾时，新疆各地豪强趁机而起、割据为王。
1865年1月，中亚浩罕汗国派军官阿古柏护送流亡于浩罕的和卓后裔布素鲁克回喀什噶尔。阿古柏、布素鲁克乘乱攻占了英吉沙尔和喀什噶尔汉城。1866年又攻占叶尔羌、和阗。此后，又进一步消灭了以库车为中心的黄和卓势力，控制了新疆的大部分地区。1867年，阿古柏成立了洪福汗国，这是外国侵略者在我国新疆建立的殖民政权。俄国与英国都争相扶持这个外来政权，阴谋让新疆脱离中国，他们好乘机渔利。1871年夏天，当阿古柏势力伸入北疆时，俄国凶相毕露，竟无视我国主权，出兵强占伊犁，为其鲸吞整个新疆夺取了一个重要的桥头堡。就在西北形势岌岌可危的时候，1874年，日本也成立了侵略台湾的机构——台湾都督府。授命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番地事务都督”，从厦门进犯台湾。东南沿海和西北边陲同时遇此大难，清廷该如何应对?当时在清朝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这就是海防塞防之争。
说到底，海防塞防之争，就是要不要新疆的问题。海防派认为清朝国力虚弱，应放弃新疆，专务东南沿海；塞防派则认为海防固然重要，但塞防也同样重要，坚持新疆决不能丢。在今天看来，这个问题非常简单，无需争辩。国家岂容金瓯有缺，主权之争，寸土不让。但在当时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统治下，这个问题远非我们今天想得这么容易。
自新疆沦陷以后，曾国藩就曾鼓吹“暂弃关外，专清关内”的主张。1872年，曾国藩死后，李鸿章更以加强“海防”为幌子，无耻之尤地说“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要求对已经出塞或准备出塞的军队“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公然主张放弃西北大片领土，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在李鸿章的带头鼓噪下，一时间“边疆无用”论、“得不偿失”论甚嚣尘上。1875年2月，刑部尚书崇实上奏说，新疆即使收复，“万里穷荒，何益于事？前大学士曾国藩曾有暂弃关外之谋，今大学士李鸿章亦有划守边界之请，洵属老成谋国之见”。一些地方督抚在李鸿章的直接唆使下，也纷纷出来反对收复新疆的计划。
面对此情此景，左宗棠深感势单力薄，独木难撑。据说当时六十多岁的左宗棠当着部属的面放声大哭。1870年，左宗棠的结发妻子过世时，他悲痛欲绝，但未曾落泪；1873年，他的大儿子过世时，他肝肠寸断，但仍未落泪；左宗棠征战一生，铁血将军，已不习惯流泪了。但新疆沦于外人之手，他第一次放声大哭、撕心裂肺，边哭边骂自己无用，国土沦陷，自己竟无力可使。他哭的是民族之伤、国家之痛。英雄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左宗棠不为家恨落泪，只为国殇伤心。
二
社会民间的舆论，李鸿章之流的反对，是收复新疆的主要障碍。但左宗棠为了国家民族利益，又岂会轻易屈从。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左宗棠原本就是一个铁骨铮铮、宁死不屈的湖南汉子。他不顾众人反对，也不考虑自身利益，毅然上了一道约五千言的奏折，详细阐述了收复新疆的必要性。他首先肯定“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然后分析了当时国外国内形势，进而指出:“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左宗棠的意见得到了执政的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文祥的支持。文祥指出，“以乌垣为重镇，南钤回部，北抚蒙古，以备御英、俄，实为边疆久远之计。”当清政府因李鸿章等人的反对而犹豫不决时，左宗棠、文祥“排众议之不决者，力主进剿”。这样，清廷终于下定决心，支持塞防，收复新疆。决策之后，立刻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关外剿匪事宜”，授予他筹兵、筹饷和指挥军队的全权，并以乌鲁木齐都统金顺为“帮办，”陕西巡抚谭钟麟“督西征饷事”，组成了西征军最高统帅部。 这一年，左宗棠已经64岁了。这个年龄早就应该回到家中含饴弄孙、乐享天伦。谁还愿意去塞外征战受苦。“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左宗棠为了国家和民族大业，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西征之路。
1876年，左宗棠率西征军向新疆进发。根据当时新疆实情和地形地貌，左宗棠定下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西征军先收复了乌鲁木齐及周围地区，然后攻占吐鲁番，打开了通向南疆的门户。战争中，清军按照左宗棠的指示，提出“只杀真贼，不扰平民”的口号，重视战后重建和百姓生活。清军得到了新疆当地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各族人民纷纷拿起武器，加入战斗，痛击阿古柏军队。
1877年，阿古柏兵败身亡，清军顺利收复喀什噶尔。
1878年，新疆除伊犁外，尽归祖国怀抱。左宗棠考虑到连年征战，国库空虚，因此上奏朝廷，提出首先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收复伊犁的问题，如果达不到目的，再采取军事手段。
1880年初，根据左宗棠的意见，清政府派曾纪泽赴俄国谈判收复伊犁问题。为了支持曾纪泽的外交努力，左宗棠率兵前往哈密设立抗俄司令部。在前往哈密的征途中，他让士兵抬着自制的红木棺材走在队伍的前面，表明誓死抗击俄国、收复伊犁的决心。此时，左宗棠已年近古稀，体弱多病，可他却说：“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老怀益壮，差堪告慰。”全面收复新疆在即，左宗棠心灵的快乐远胜于塞外之苦和身体衰老。连当年前往哈密拜访，并留驻军营一个多月的德国人福克都说：“一月以来，觉爵相年已古稀，心犹少壮，经纶盖世，无非为国为民，忠正丹心，中西恐无其匹。”正是左宗棠誓死如归的爱国精神，震惊中外的豪情壮举，有力地支援了曾纪泽的外交斗争，终于迫使俄国将伊犁归还中国。
三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伟大胜利，是近代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取得的第一次对外战争的伟大胜利，它不仅捍卫了祖国的领土完整，也极大地激励和调动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向世界昭示了中国人民永不屈服的民族精神。梁启超先生评价左宗棠为“五百年来第一伟人”。此言不为过。开国上将王震曾说：“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情况下，立排投降派的非议，毅然率部西征，收复新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左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发扬的。”“解放初，我进军新疆的路线，就是当年左公西征走过的路线。在那条路上，我还看到当年种的‘左公柳’。走那条路非常艰苦，可以想象，左公走那条路就更艰苦了。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则，祖国西北大好河山很难设想”。
王震将军是新中国解放新疆的第一功臣。他对新疆有深厚的感情。他热爱新疆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他死后，要求家人把自己的骨灰撒在了新疆天山南北。他对左宗棠的评价，充分代表着新疆人民对左宗棠伟大功绩的肯定和褒扬，也是英雄与英雄之间的惺惺相惜。
美国学者贝尔斯评价左宗棠：“他的同胞只要认真研究他的生平和功绩，就会获得极大的价值。他把自己的力量和才能毫无保留地用于服务祖国。深信国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国家的所有问题。左宗棠不愧为其祖国和人民的光荣”。
左宗棠生前坚信，中国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国家的所有问题。但在当时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统治下，他没有看到这一天。
左宗棠死于1885年9月5日，死在抗击法国侵略者的福州任所上，享年七十三岁。
据说，左宗棠死时，福州天降大雨。当地百姓说，这是老天在向英雄默哀。天意不可察，但民心可问。左宗棠死后，全国百姓纷纷哀悼。就连左宗棠的政敌李鸿章也写挽联道：周旋三十年，和而不同，矜而不伐，惟先生知我；焜耀九重诏，文以治内，武以治外，为天下惜公。作为政敌，李鸿章还是很了解左宗棠的。他用“文以治内，武以治外”评价左宗棠，应该说很准确。左宗棠处理国内事务，用的是文，菩萨心肠；左宗棠处理国际争端，用的是武，霹雳手段。这正是左宗棠一生功业的高度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