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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年均经济增长率有望提高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3-12-20  来源:新疆天山网  浏览次数:84
核心提示:如果单独二胎政策充分执行,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 稳 步 回 升 , 但“低生育率陷阱”使得短期内尚难逆转人口结构。
       如果单独二胎政策充分执行,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 稳 步 回 升 , 但“低生育率陷阱”使得短期内尚难逆转人口结构。

 人口专家预测,我国人口红利从2013年开始消失;2013年9月的某一天,中国老年人数悄然迈过2亿人大关。11月中旬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布放开“单独二胎”政策。

 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呈现负增长、生育率降低、人口老龄化等所有发达国家曾遭遇的难题,开始在中国发生。已然被扣上了“老龄”帽子的中国,对生育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不过,单独二胎的放开,能否阻挡人口红利消失,如何延续维系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仍有待时间检验。

 去年劳动年龄人口首现负增长

 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呈现负增长,这是一个根本性变化。由于这个变化,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劳动力投入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人口红利已经消失。

 “我们考虑了快一年的时间,最后决定要二胎。”阿宾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生二胎”会改变他现有的生活,但算计了很久之后,夫妻二人仍然做出了一致的选择。

 阿宾是北京一家职业学院的老师,月收入接近两万元;妻子在一家公司做会计,月收入5000元。夫妻俩都是独生子女,上面有四个老人。“生二胎不只是为了养老,更多是觉得家里人多、热闹,不希望自己孩子长大后没有兄弟姐妹。”阿宾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传统中国大家庭的模式在很多人心中根深蒂固,“我不希望老了,我们夫妻俩孤独地生活在一起。”

 阿宾是北京一个普通中产阶层家庭的缩影。若离开个人和家庭层面的考虑,从更加宏观的角度观察,生育率降低、老龄化程度加深造成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正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态。

 在人口和劳动经济领域专家的研究中,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消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人口变化第一步是生育率下降;第二步是劳动年龄人口从快速增长到增长趋缓直至不增长;第三步则是老龄化。从趋势越来越清晰的统计数字看,显然中国也已经迈开这不可逆的一步。

 生育率是指平均每对夫妻生育孩子的数量,生育率处于更替水平意味着孩子的数量与父母辈持平,人口最终将稳定。中国的更替水平在2.2以上,即每对夫妻平均至少需要生育2.2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长期不衰减。但是,2012年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国内生育率仅为1.25。有学者认为,即便统计局数据可能被低估,按照实际1.4的生育率,也意味着每一代人出生人口将减少36%。

 不仅如此,今年1月,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明显出现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呈现负增长,这是一个根本性变化。由于这个变化,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劳动力投入都会受到一定影响,所以‘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预测,未来中国劳动人口比例会持续下降。

 在蔡昉看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积累,其贡献量占经济增长比重达60%至70%。而资本积累的实质是人口因素带来的优越条件。过去中国通过资本积累来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依赖点在于:一是中国长期人口抚养比呈下降趋势,负担轻,所以成就了中国几十年来全世界最高的储蓄率;二是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

 有专家预测,随着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为表征的人口红利消失,中国G D P潜在增长率预计将从1995年至2010年平均10.3%的水平,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7.6%。这样一来,生育政策的调整已经迫在眉睫。

 潜在年均经济增长率有望提高

 在总和生育率迅速提高到1 .77至1 .94并进一步保持这一水平情况下,2031年至2035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7.1%至11.8%,2046年至2050年可提高15.5%至22.0%。而这个总和生育率水平恰好与立即放开“二胎”的改革方案相对应。

    “我赞成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原因在于计划生育政策是1980年开始实行的,当时提到30年后情况发生变化可以采用别的方式或者政策。”蔡昉表示“情况发生变化”就是指生育率下降,现在中国生育率下降到1.4的水平,已经具备了改变政策的条件。在广泛的社会呼吁下,经过多年调研,政府在2013年11月15日宣布放开单独“二胎”。调整生育政策事关中国人口和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

 “在把总和生育率迅速提高到1.77至1.94并进一步保持这一水平的情况下,2031年至2035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7.1%至11.8%,2046年至2050年的潜在增长率可提高15.5%至22.0%。而把今后总和生育率提高到1.77至1.94的水平,恰好与立即放开‘二胎’的改革方案相对应。”他还说。

 很多专家认为,从长远角度来看,放宽生育政策能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正面作用。

 “事实上,我们认为,放松计划生育政策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改革举措,但却能够为下一步改革积累更强的公众基础,并能够在中长期内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的研究团队研究表明,从长期来看,放松一胎化政策可以提升经济增长的潜力。由于今后几年出生的人口在2030年左右将成为劳动力,在改革“两步走”情景下,2030年至2050年间中国潜在年均经济增长率将因此提高0.2个百分点。

 《经济参考报》记者从卫计委了解到,“单独二胎”政策的适用人群为: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而独生子女是指本人没有同父同母、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政策启动时点则为:全国不设统一时间表,各省(区、市)自主确定时间,但是各地启动时间不宜间隔太长。
 
 
中国已陷入低生育率陷阱

 政策调整后,人们愿不愿意再生育,为政策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口结构打上问号。

 在政策的重大调整后,人们愿不愿意再生育,为双独二胎、单独二胎政策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口结构打上问号。

 独立人口学者何亚福认为,此次提出的“单独”可生二胎政策对生育率的提高不会太大。“一方面,只有城市一部分人群可以享受政策,农村大部分人不符合要求;另一方面,即使符合要求,在一些大城市,如北上广深仍有不少夫妇不愿意生。”

 北京的公务员张敏和老公就是后者中的一员。张敏夫妻俩是都是北京公务员,家庭月收入在一万元以上,但双方都对生育二胎没有兴趣。“我们不想要二胎。”张敏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我们希望有两人自己的生活”。

 她说,孩子从上学开始就加入了社会竞争,除了上幼儿园,还需要上英语辅导班、兴趣爱好班。每周末,他们都要带孩子去国家图书馆看书,下午再送去学游泳。“周末的空余时间都用在这上面,我们俩人几乎没有自己的休息时间,围绕着孩子团团转。如果再来一个孩子,生活会更累,这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生活状态。”

 而对阿宾夫妇而言,虽然小两口愿意再生,但是生育二胎带来的家庭经济支出增加成为其首要压力。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家里老大今年三岁,幼儿园、培训费、衣服费、伙食费约5万,二胎月嫂等费用5万元,我和老婆消费费用5万元,4个老人一年的花费5万元。”他说,这每年20万支出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数据,前提条件是家庭中所有人没生病,也没有什么娱乐生活。

 事实上,从已实行多年的双独二胎政策对人口结构的影响来看,结果是微乎其微。上海市卫计委统计显示,目前上海户籍人口中约有200多万个双独家庭,按现行政策都有资格申请生二胎,但是5年来,实际申请户数仅13000多例,实际生育登记仅7000多户,占比0 .35%。北京市城市双独家庭受访者中,26.13%选择了“愿意生二胎”,44.16%选择了“不愿意”,29.71%选择了“没想好”;而农村双独家庭只有36.33%愿意生育二胎。

 在人口学者、携程网创始人梁建章看来,长期低生育率会导致未来社会极度老龄化,养老负担沉重,让育龄家庭不堪重负,反过来会抑制生育意愿,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年轻夫妻普遍感觉养不起孩子并开始感受到赡养老人的压力,说明中国已经完全陷入了低生育率陷阱。”他表示,生育政策逆转带来的反弹非常有限,这在一些发达国家已有体现,如新加坡和韩国都曾实行过柔性的生育控制政策,后来都改弦易辙,但目前其生育率均处世界最低水平。

 “第二次人口红利”仍有较大空间

 通过创新制度,中国有望得到以“资本较多,劳动力较少”为特征的二次人口红利。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源———“世界工厂”主要依靠的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不过,显然“人口红利”作为中国曾经的核心发展动力正在逐步耗尽。有专家指出,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加快改革步伐,中国有望挖掘更深层次的经济发展潜力。

 “面对人口红利消失,我们应该树立这样的理念:‘第一次人口红利’终究会枯竭,而‘第二次人口红利’潜力则是无限的。”蔡昉说。

 近年来,有学者将人口红利的概念进一步划分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

 其中,“第一人口红利”用“支撑比”来表示,即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人数之比,它不考虑单位劳动者产出变化。该支撑比上升,表明有利于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中国正好处在第一人口红利期,创造了人口要素的比较优势。

 虽然我国劳动力供给增长放缓,第一次人口红利接近尾声,但有学者指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枯竭,相反,中国未来其实还潜藏着“第二次人口红利”,即人口结构变化促使居民积累财产,从而导致资本快速积累,而整个经济的资本深化推动了单位劳动者产出提高。

 从劳动力质量看“第二人口红利”有较大空间,仍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劳动生产率。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随着中国竞争力、利润和剩余增加,资本就会快速积累,而劳动力的增加受人口增长的限制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就会不断改变,发展模式会从劳动力较多、资本较少,逐渐变为资本较多、劳动力较少,这个转变过程也体现在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中。

 不过,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和制度环境。专家认为,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加快改革步伐,中国有望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

 此外,蔡昉认为,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公共服务的全覆盖,把目前2.3亿流动就业的农民工和就地转移就业的农民工,变成真正的城市人口,就可以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另一半人口红利”。

转自:http://news.ts.cn/content/2013-12/20/content_90928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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