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疆发展演变的历史上来看，我国自古就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驿传制度，由驿站负责投递公文、转运官物，也接持过往官员。驿站在各朝代的叫法都不太一样，但都反映了当朝政府的开发、管理和布防情况。唐代，人们把驿站叫驿路、台路或者台站，大概30里路就有一个驿站。蒙元时期称“站赤”，（蒙古语jamuci的音译）。清代的时候，有八旗兵的“军台”和绿营兵的“营塘”之分；新疆建省后统称为“驿站”。
作为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政治、经济、军事综合国力远胜于隋，开疆拓地统一了西域，高昌、焉耆、龟兹、于阗、疏勒都成为唐朝疆土，并将国土拓展到了碎叶，在天山南北分别置安西、北庭两都护府治理。随着突厥的西迁，唐在保持南中二道原貌的同时，开始着重营造北道，在可汗浮图城置庭州，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庭州，经轮台西至弓月城、碎叶城，达于西海。那一时期的南北中三道非常繁荣，中外使节、商贾不绝。尤其是作为西域重点建设的北道沿路驿站更将政、经、兵三道合一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里也揭示了当地人广泛的经济活动。
他们在西域南北中三道上贩运奴婢、马牛羊、粮食和丝绸，一派繁荣景象。应该说，唐代烽铺制度、馆驿之制十分完备，尤其在唐律令里，关于烽驿的设置和管理都有明确规定。比如，唐兵部制定设置烽驿的原则是皆为“三十里一置”。可依地制宜，不拘泥三十里，唯一的要求就是互相望见，并依水草而建等等，这些都说明了唐时期烽驿并置、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
蒙元的驿站系统在大蒙古国建立之初就已经有了。忽必烈建立元朝后，驿站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完善。据至顺二年（1331年）成书的《经世大典》记载，此间仅元朝境内置立的“站赤”就多达1500多处。吐鲁番盆地出土的蒙古文乘驿文书资料显示，即便到了元朝晚期，天山南北各地归隶蒙古察合台汗国辖下，由蒙古诸汗建立起来的西域驿站体系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清代新疆史籍中关于军台、营塘、卡伦、驿站的记载还是很清楚的，但至今遗留的实物（可移动与不可移动的）却不多，影像资料就更为稀少了。所幸的是，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在1910年拍摄了天山北麓台站的邮差和一些驿站，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料。新疆大学教授、著名学者周轩说，清代新疆的交通驿站，是在统一西域的战争中设立，并在后来百余年间不断更改完善的。按其不同的职能，大体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专为国防军事服务的急用飞递军台；二是为中央及地方政府服务的普通快马驿站；三是为内地与边疆之间转运物资的车驼营塘；四是部分具有巡逻和通讯两种职能的卡伦。这些不同职能的各种机构，平时区分明确，在战时往往统一起来加以使用。
从分布情况来看，以天山南北两路作为主干，北路驿站是哈密—巴里坤—乌鲁木齐—伊犁；南路驿站是哈密—吐鲁番—喀什噶尔。天山南北之间又有吐鲁番—乌鲁木齐、伊犁—阿克苏这两条通道。还有兼备巡逻、通讯两种职能的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卡伦道路：塔尔巴哈台—奎屯、塔尔巴哈台—伊犁、塔尔巴哈台—外蒙古科布多地区，另外还有古城（今奇台）—科布多。新疆台站还通过哈密与内地相连接，通过塔尔巴哈台卡伦和古城台站与外蒙古科布多地区连接。全疆台站共设军台、驿站、营塘和巡逻、通讯两用卡伦458座，道路总长为28676里，尤其是齐全且完整的交通驿站，把京城与新疆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
在对照1995年版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图集》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图册》（1985年版）列出台站所在的今日地名后，周轩发现，有的台站名称已无法查对，有的今天仍为交通站名，有的作为道班，更多的成为今日乡、镇、市的名称。他说，今日天山南北两路交通主干线，与清代的台站路线大致相同。由此可以看出，过去台站与今日地名的变化不是很大，所谓略有变动，或是音译的异写，或是原名的简称，多多少少都留存着过去历史的影子。
那么，清代新疆历史上的驿站究竟有多少呢？我请教了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纪大椿先生，他查阅的《新疆图志·道路八》里记载，清朝末年，全省共建有213个驿站，管理驿站的负责人叫“驿书”，当时，全省有213个“驿书”，有1066个马夫，2106匹马，每年的经费大概在12万多两。纪大椿说，清代不少著述里都有记载，除无名氏所著《驿站路程》外，还有祁韵士《西陲要略》、苏尔德《新疆回部志》、松筠《西陲总统事略》（即《钦定新疆识略》），还有《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等。但各种记载不太一样，有的站名及里程有很大出入。随着新疆地区的内乱外患及自然环境的变迁，路线里程在局部上也有所改变，驿站时有增添或裁减的情况。
时代发展到了今天，散布在新疆各地的驿站又有怎样的变化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胡兴军说，长期以来，新疆驿站基本上没做过统计或详细的记载，但与驿站穿插设置的烽燧有70多处，主要分布在哈密、昌吉、喀什、和田、克州等地。
驿站作为历史上国家统一、政权建立的象征和见证，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新疆的政治、经济、军事、国防、交通、民族关系史及地名沿革等。研究探讨它在交通、商业、军事、文化传播中的地位及驿站文明对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对一个城市的发展、社会文明进步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浓缩历史的活教材
——新疆驿站文化学术研讨会纪实
近日，由新疆社科院、玛纳斯县委主办，新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玛纳斯县乐土驿镇党委承办的新疆驿站文化学术研讨会在玛纳斯县乐土驿镇举行。会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新疆社科院、新疆大学、自治区博物馆、湖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区内外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分别就新疆驿站文化的发展变迁及其历史意义展开探讨，其间，专家有谈观点的，有提问题的，有分享研究成果的，探讨、争论、交流，愉快的学术氛围感染着每一个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郭物以“从乌苏至乌鲁木齐：有待深入研究的史前重要的文化传播地带”为题，谈到新疆境内的西天山北部地区是史前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传播地带。欧亚草原西部地区，特别是哈萨克斯坦草原地带的文化很容易顺着西天山北麓传入新疆腹地，中亚甚至更远的西亚地区的人群和文化也可以顺西天山的山谷和山前地带进入新疆。
就新疆内部而言，这个地区也是文化传播的走廊，比如伊犁的文化会通过这个地区传入乌鲁木齐一带，甚至深入至吐鲁番等地。迄今为止，已经有很多的线索，反映出这个地区作为文化传播地带的地位和作用。他说，这个地区虽然已经开展了不少考古工作，但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进行深入广泛的工作。希望今后能有目的地开展一些考古工作，把这个地区的史前文化的考古系列建立起来，明确这个地区史前文化的内涵和周围文化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更早时期以及历史时期，这个地区文化发展的特点和内容。
探讨新疆驿站文化总离不开邮驿、邮路、邮行。自治区博物馆研究员王博不但从《罗布淖尔考古记》的西汉木简入手，细致梳理了黄文弼先生以土垠为重点展开的科考史实。肯定了黄文弼先生的“邮行”说，他认为，黄文弼先生科考时出土“邮行”简的地方就是“邮”舍的所在地。这样算的话，光罗布泊地区，就至少应该有三个“邮”，其中一个“邮”应该就在今天的土垠遗址。那么能不能称为“居卢訾邮”呢？王博说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来证实。
新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田卫疆以“关于蒙元时期西域的“驿站”体系”为主题进行发言，为与会者详细梳理了蒙元时期，在西域境内诸多“驿站”的分布特点，功能及其意义，他认为，立足当下，探索蒙元时期西域驿站体系之功能和兴衰过程，无疑是全面认识这一时期新疆地区经济开发，以及边疆地区同中央政府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
“丝绸之路‘新北道’的开通与兴盛”是新疆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李树辉的发言题目，他专门就丝绸之路上的新北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李树辉认为，丝绸之路“新北道”的开通始于西汉元始（1—5年）年间而兴于北朝时期，唐代时达到鼎盛期。该道初开时仅连通了敦煌与车师后王国（今吉木萨尔县）之间的交通，自北朝以来已发展为横贯中原地区与天山北麓乃至中亚、西亚地区最重要的交通路线。他还以成书于11世纪的《突厥语大词典》中引用的一首诗歌来说明，丝绸之路“新北道”的开通历史虽晚于南、中两道，但对于东西方文化交流所发挥的作用却要远远高于南、中两道。
湖北大学教授程喜霖是研究唐史、吐鲁番学和军事史的，在新疆的几次考察中，感觉到“丝绸之路”上很多潜在的历史文化也很值得关注。这次会议上，程喜霖教授用近代史学界的“二重证据法”做了精彩发言，他的题目是“略论唐代丝绸之路北道（西域段）镇戍守捉与烽驿的设置”，他重点谈了西域丝路南北中三道上的驿站特征、丝路北道的基本史料与成果、西域北道所置镇戍守捉以及西域丝路北道所置烽驿的原则。
程喜霖教授说，唐代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所经营的丝绸之路也是最繁荣昌盛的时期。按照唐朝的法定规定，驿站的功能第一个就是传递军事和国家政务的一些法令文书，第二个提供食宿，第三个功能是负责传递军事情报，带军事性质的这种机构。他认为，西域南北中三道是一个集政、经、兵三大功能合一的驿道，特别是唐着力营造的北道，盖长安经伊州、庭州、轮台西向碎叶，应该是一个最便捷的驿道，瀚海军、伊吾军、静塞军、清海军等四军，罗护、轮台、黑水、东林、西林、石堡等十四守捉（镇）等更是北道上置烽驿的主要力量。程喜霖教授认为，探讨新疆驿站文化很有意义，他期待考古工作者能对西林至碎叶段以及北道上的唐代城堡、烽驿遗址进行田野发掘。
“西域文化与文明共享”、“丝绸之路与中华模式”、“协同创新与困境突围”是塔里木大学西域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阿拉尔市副市长廖肇羽跟大家分享的论题，由于扎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他的发言兼具政治高度、学术深度、历史厚度，“文明共享”的话题一出口，就赢得了热烈掌声。廖肇羽认为，西域文化演进聚焦于文明共享，文明共享解决文明冲突，政治经济手段必然推促文化融合。在他看来，玉石贡道到丝绸之路，造就了中原与西域、东方与西方共生共享，也就是历史上的文明共享。加强“平等的生命体之间的对话”，超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才能超越族群之间的差异性，超于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讲，精神文化层面上的问题比单纯的物质追求更隐蔽深远也更具冲击力。向上超越，超越到国家层面、世界层面、宇宙层面，向下超越，超越到个人层面、生命体层面。承认差异又超越差异，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形成重叠共识，最终才能达到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共享。
来到玛纳斯，来到乐土驿镇了，总得谈一些与之相关联的话题吧。说话间，新疆大学教授、著名学者周轩就开始演示他精心准备的“清代玛纳斯及新疆驿站历史与文化”的课件了，他说，绥来县（玛纳斯）地当天山北路的中间要道，东接巴里坤，西达新疆首府伊犁（乾隆统一之后到同治初年），北可抵塔城。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这也决定了玛纳斯在清代交通中的重要作用。周轩说，从乾隆六十年七月五日（1795年8月19日）一份谕旨上可以看出，驿站的设立，不仅是接待人员过往和转运物资，还有监督盘查的职能。图文并茂的演示，仿佛让与会者在历史中畅游，《新疆图志·道路六》里的“新疆驿站道里沿革表”更让人们直观地了解了驿站、军台和营塘的详细记载。
新疆师范大学历史学学院教授王鹏辉从“清代至民国前期新疆玛纳斯县域的庙宇与民间信仰”这一角度，谈了玛纳斯在乾隆至咸丰年间庙宇的兴建、民国前期玛纳斯县域民间信仰的兴盛，在他看来，玛纳斯县域乡村有许多村庄都取名于附近的庙宇，表明了庙宇在乡村出现年代与村庄聚落的形成年代同时甚至更早，说明庙宇对于村庄聚落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最后，新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贾丛江作了总结性概述，他认为此次会议时间虽短，但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涉及到历史、地理、考古等多方面。会上会下，发言热烈，交流广泛，这对进一步挖掘新疆驿站历史文化，对于我们今天的爱国主义教育，加强对历史知识的普及，增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1910年5月8日，从乐土驿去石河子的道路，有骆驼向这里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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