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讲中国”，对我来说，等于“在美国中西部的公立大学教中国语言与文化”。这是我的工作范围与环境。
首先得解释，“美国中西部的公立大学”里面，有三个层次：“美国”、“中西部”，以及“公立”。“公立”也可以理解为州立，是私立的对比。以学费与生活费来做一个简单的比较，美国公立大学一年的学费与生活费约为一万五千美元左右（也有两万多美元的）；私立大学则在五万美元左右。申请公立大学的要求也远不如私立学校严格。几乎任何高中毕业生，只要有C左右的平均总分数，就可以录取。然而，私立学校的淘汰率使得很多拿A+平均总分数的学生都不能录取。
除了当系主任之外，我在堪萨斯州立大学教两种课。一种是语言课，另一种是“中国文学与文化”。我们把第一种叫做Language Class，第二种叫Content Class。美国的趋势目前是把语言教学当作一个独立的专业。因为我没受过专门的语言教学教育，我还属于老一点的做法—既教文学又教语言。目前很多教文学与历史的教授把语言教学看成是次要的与麻烦的，甚至许多学校把语言课让给拿低一点工资的讲师来负责，除非是教古代汉语。很多学校根本不让汉学家教语言课，再加上专业化的语言教学理论在教学方面有很大的进步，有的时候让我感到我是一件“古董”。但我也认为专业化的语言教学太倾向于科技化，对中国的语言历史，尤其古代与现代的关系，缺乏深刻的认识，也轻视文化方面的知识。因此，我认为教语言和教文化这两种任务必须合在一起。这个想法也有我私人的因素—我如果不天天教汉语，大概就不能做这样的演讲。在堪萨斯除了汉语课以外，简直没有太多机会讲汉语。
教授教语言课也有另外一个认识—语言课也给我机会跟学生一起重温那些学习中文的苦日子。一方面学生可以看到一个以非汉语为母语的人也能够学会汉语，另一方面他们可以看到一个教授给他们讲基础课。我把语言课看成是有一点像很健康的体力劳动，文化课是精神劳动。我喜欢这两种的结合，也想把这个做法推荐给别人。
因为我是系主任，我可以每年只教两门课，但我教四门。两门是我们所谓的三年级汉语，一门是文化方面的用英文讲的课，第四门是研究生的入门课。我教的文化课有两种，每隔一年轮流一次。一种是古代的中国，从尧、舜、禹到清中叶为止，以文学史为主要线索，也包括诗词，—这是我能讲唐诗的唯一机会，所以我很喜欢。另一种是从鸦片战争到现在的日常生活，大部分的文本是文学，但也不一定。也许听起来很可怕，在一个学期内讲三千年的历史，在另外一个学期才讲两百年。在中国、新加坡、韩国和日本也许是不可思议的，但在美国，能教中国古代文学就已经很不错了。我1985年第一次教中国文学史时，班上只有四个学生，我非常失望。现在已经增加到有将近四十名学生来选我的课了。因为有很多写作作业，改卷子很花时间，因此学生人数不能再多。人这么多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学生认识我了，学生选课跟他们对老师的了解有紧密关系。另外，我也学会了如何“欺骗”（姑且用“欺骗”这一词）他们。我给这门课起了一个简单的名字，叫作“中国文化”，不叫“中国文学史”。我让学生慢慢地发现这是一门文学课。文学大概是目前美国学生比较害怕的科目，总不如历史、社会学、心理学受欢迎。文学太不具体。文学课难一点是因为对阅读能力与写作能力都有很严格的要求，而当今这两种能力都在严重退化。文学课—尤其是英文系的文学课—很重视写作，也注重文笔，需要对文本做细节分析，这些是学生越来越不拿手的，非常可惜。
我教的第四门课是研究生的“东方研究入门”。此课通过“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 Theory）来跟学生讨论近代西方与东方的文化交往。主要针对位置问题，就是说—一个二十一世纪的美国人，在研究中国、日本与韩国的时候，处在什么样的一种位置上？站在这个位置上，会不自觉地产生什么样的成见？受到什么样的“现成”教育？东方主义（Orientalism）如何影响了他们对东方的认识？东方研究这个领域是如何跟西方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现代性跟东方与西方的来往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一系列问题都要介绍给初级研究生。目的是让他们能够一方面掌握目前最关键的理论术语，另一方面让他们在学习东方时学会如何提出批判性的问题。
在美国的东方语文系，可以说有两种教育任务：一种是针对古代与现代的不同，另一种是针对自己与异己的不同。古代的中国跟古代的欧洲很不一样，古代和现代也很不同。简而言之，关键问题是如何阅读另一个很不同的文化的文本。一首唐诗有它独特的韵律和读法，但平平仄仄恐怕对我的学生没有意义，只能说一下它的基本规则。但是唐诗的一些基本格式，则不能忽略。比方说，律诗有八行，主要分成三个部分，中间的四行是两个对联组成的，对联的构造与意境很特别，学生非常容易了解这些。举另外一个例子，章回小说也有它的读法。有纯粹的叙事，但有的时候也插一首诗来形容人物或风景，有的时候插格言来讲一点道理或生活哲学。它的文学手法包括古代评论家所指的前后照应，有静也有动，有动中之静，也有静中之动，等等。一般来说，讲故事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有不同的讲故事的方法，有不同的规律与习惯，有特殊的母题和典故，也有特殊的心理描写。有各种社会、宗教、阶级与性别，以及家庭关系现象。在物质方面有日常生活中的实用物品，比如建筑、食物、服饰，以及各方面的事物等。有些东西讲起来就会造成混淆与误解，比如：缠脚、纳妾，或者像“男女授受不亲”这样的古代概念。像缠脚，刚刚一提，许多人就会感到非常的陌生。我喜欢面对这样的挑战，但是必须事先把它想得很仔细，必须考虑学生会有什么样的误解和偏见，也必须忍耐。许多学生本着一种下意识的优越感，就会产生蔑视态度，也会简单化，把一个复杂的现象反而看成是一个很不正常的、或者不道德的毛病。
总的来说，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很肤浅。给他们讲课你只有希望他们能够吸收一小部分的新认识。我用的教材是一本文选，Stephen Owen（宇文所安）编的。里头主要有诗词，也有各种叙事文学的片段，比如《左传》《史记》、唐传奇、元杂剧、明清小说、蒲松龄的《聊斋》等。在这本书以外，我也让他们读《金瓶梅》与《浮生六记》。另外加上一些我自己编的教材，都是我翻译的。有志怪小说的部分翻译（如《搜神记》），有神话故事（如《博物志》《山海经》），有关于古代的婚姻关系（比如，尧如何把两个女儿嫁给舜）、爱情故事（如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也有一些古代有名的丑事，如吕太后对戚夫人的虐待，以及赵飞燕笼络汉成帝的故事等。我也把不同版本的内容作比较，比如，赵飞燕在《西京杂记》与在《汉书》的不同记载。关于《金瓶梅》，我原来不敢教这本小说，但最近五六年我发现学生很喜欢《金瓶梅》。因为太长，我只教前二十回。学生对妻妾制度觉得很稀奇，对家庭中的阴谋与权力斗争觉得非常有趣，对潘金莲的聪明和她语言的泼辣也深感兴趣。对性行为的描写有的人很吃惊，没想到中国文学也会有这样的事情。
讲近代中国时，我通过日常生活来设想。那门课叫作“从鸦片战争到现在的日常生活”。为什么用“日常生活”，是因为我生活在现代，我也在中国长期待过，也从许多中国人那里听到过许多他们的经历。我本着日常生活的细节描写，来解释中国近代的不稳定，以及连续不断的历史波动。在此同时，也讲一些特殊问题，像鸦片文化，毒品与上瘾在现代历史中、在全世界的出现，外国的侵略与资本主义的进入，中国的衰弱，清朝末年的西方人跟中国人的关系，民国初期的思想与生活，共产党跟国民党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新式的日常生活，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特有的社会组织，比如工作单位、工作分配、户口制度等，最后也还讲一些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重大变化。
无论怎么说，中国人，无论大陆台湾，尤其是生活在大陆的人，在二十世纪经过了太多的苦日子。美国人简直不能了解。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距离太远。但是讲现代中国就必须让学生面对这个距离，也要尽量让他们对中国有一个比较同情的了解。
我在台湾与大陆的经验可以作为例子。我离开美国是一个语言经历，也是一个生活与生活条件的经历。我1976年到1977年在台湾的一个语言学校学习中文。刚到台湾的第二天早上，第一个新词汇就是“邮票”，要给母亲写第一封从台湾去的信。我当时的感觉是每一个新词汇就好像一张门票一样。有了这张票，就可以再进一个门。那么多的门让我很兴奋，每天的生活内容非常丰富。当时的老师几乎都是1949年以后从大陆去的。他们不说他们是难民，但在我看来很像。他们离开大陆的故事都很生动，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脑子里总是有一个问题：一个人凭什么就决定走？谁为他们决定不走？在什么情况下就能够选择走？
1979年第一次到大陆去的感觉使我离开美国更远了。远的不得了，不能想象的那么远。对物质生活条件的适应不太难，最难的是对一些心理条件的适应。比如当时的一些特殊现象，如每天早上、中午与下午的公共广播，到处都有喇叭，在固定时间就会播送。有广播体操、国内外新闻，也有政治社论。这当然是美国人事先就已经有所准备的，因为很多人都看过《1984》这本小说。但真正看到，还是不一样。在生活条件上，每天只有两个小时的热水我可以不在乎，这是对外国人的优待。我也慢慢发现中国同学一般一个星期只洗一次澡，而且都得跑到宿舍以外的澡堂去洗。菜和米饭的质量比较差我也不太在乎，冬天的上海没有暖气也没有关系，但对当时的门禁制度和随时的监督则有点不耐烦。宿舍规定来客登记，所有的活动都有人观察，所有跟你来往的人也都可能会被记录。你的中国同学也可能会被要求向领导汇报关于你的思想与行为。这些东西可以慢慢了解。但一些不能忍受的外国人总不能控制他们的愤怒与怨恨。这种人大概可以算是太住不惯，他们无法接受中国的现状就是这样。
这样的生活环境总会留下一个不能轻松下来的感觉。每次离开大陆，到了香港或者台湾，就感到非常轻松。但是老想回到大陆去，那里的故事太有意思。1970年代末，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环境走出来的人，见到外国人既友好又好奇，很愿意交谈，谈的问题非常丰富，我一生中再没有踫到过那么多有意思的朋友。什么都说，而且他们的故事总比我的故事有意思。我的国家好像已经发展完了。美国人过的是小日子，舒服日子，每天几乎都可以预料明天要发生什么事。中国则不一样，政治运动太多了。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到今天，变化就更大了。我当时很难看出别人对我有如何的反应。不过，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距离远得让我感到美国社会很肤浅，很堕落。中国人吃苦，美国人奢侈。中国人有问题，美国人小题大作。我跟我的一个成都朋友有一个玩笑。我到成都去看他，下了火车他来接我时问我：“你是奢侈派还是艰苦派？”意思是说，我是住宾馆还是住他家（当时公安局不允许外国人住在中国朋友家里，但我们很小心地不理）。我喜欢住他的家，讨厌宾馆，又贵又无聊。他的家当时是一间屋子，双人床铺，跟旁边他原来不认识的一个老头子共用厕所与厨房。条件虽然艰苦，但非常有意思。总的说来，中国朋友越说美国好，越说美国最发达，我就越莫名其妙，更觉得这个世界太奇怪。现在，这样的经验与感想，我想通过讲课的内容来跟我的学生分享，尽可能让他们能进到里面去，体会体会。
我在中西部当“小隐士”。这个意思是说，很多美国东西两岸的知识分子很不愿意到中西部去定居，会觉得那里是文化沙漠。这当然有他们的道理。中西部比较保守，学者不集中。诺贝尔奖得主、真天才都集中在东西两岸（芝加哥也有）。各种文化活动像最新电影、戏剧、艺术展览，各种最进步的、最极端的文化表现、最进步的政治思想，在中西部都比较少见，或根本就见不到。美国最有名的大学大部分在东西两岸，而且几乎都是私立的，学费很高，学生水平也很高。跟中西部的州立（公立）大学比，私立大学的学生对自己的要求特别严格。因为我是中西部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毕业的，也在堪萨斯待了二十多年，我比较了解中西部的学生，也比较喜欢跟他们打交道。原因之一是因为，越过我跟他们之间的距离，他们能对我提出很有意思的挑战—能够跟他们说他们觉得有意思的话也是挑战。我二十多年前刚开始教书时，不那么管我的话他们是否感兴趣，总觉得他们如果不感兴趣是他们不及格的问题，是他们活该。后来慢慢对自己有了一点把握，自信起来了，就开始觉得可以跟他们说话、沟通，不用感到我在这里教书是划不来的。
无论什么地方都有人对异己持有偏见，美国中西部的人也不例外。东西两岸也有思想很封闭顽固的人，但是因为中西部是内地，信基督教的传统更浓厚更保守，基本教义特别受欢迎（所谓fundamentalism），移民人口少一点，生活节奏慢一点，因此，人们所接触到的事物比靠海岸的地方狭窄，文化气氛比较单一。有一种人很典型的，只能把别的国家的人通过自己的生活框架来了解，特别不能或者坚持不愿意离开那个框架，认为念大学只不过是维持现状的通行证。学生因为年轻，还属于可以转过来的阶段，但是也不一定。目前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派非常怀疑知识分子，对所谓的“非宗教的人文科学”（Secular Humanism）是敌对的。在学生当中，只有少数是这么极端，但是这种思想的痕迹到处都能看到。最典型的痕迹可以叫做“不要思考深刻问题”，尤其不要动摇生活中的温暖感觉。大汽车、大电视机，随时都要看看手机有没有来信息，这就是温暖。世界各地大概都有类似的事情，但是再加上基督教“基本教义”的色彩，再加上美国的军事力量，你就有伊拉克战争。因此，跟学生讨论一个对他们来说非常不一样的文化，是非常很有意义的。
我那个学校的一个缺点是永远不会有很高级的研究生来跟东方专家念专题课（seminar）。但我觉得把这个问题反过来看，可以说专题课的内容只对一小部分人有意义。把专题课的内容稍微加以通俗化，一样可以表达很多深刻的内容，也可以跟更多的人讲，尤其本科生。你跟他们说得太抽象，他们不但不懂，也怀疑你，还会觉得你看不起他们。他们甚至会笑，会把老师看成是书呆子。他们最后也可以不管，因为不少学生根本不在乎分数好坏，只要及格就好。他们如果觉得你的课实在太难，就会撤退，在学期快结束的时候离开你的课。
一般来说，我上课的时候不用理论术语。但有的时候这样的词汇还是要试一试。今年我用了“主体性”（subjectivity）来讲中国面临现代化的一些问题。我跟他们说，“主体性”的意思跟你出生以前已经决定的许多因素有关系，是你如何扮演你的社会角色、你如何看待自己、别人如何看待你、你对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了解与认识等等。这是一个心理学理论，目的是让学生思考他们的自我不完全是他们自己所能够控制的，他们在认同上甚至不属于自己。要让他们感到主体性是多么的巧合和偶然的结合，社会关系是跟权力与意识形态紧密有关的。我没有太成功，这样的词汇已让他们感到太抽象，把问题弄得太离开他们愿意思考的范围。有的人会问，考试会不会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一问，你就能感到他们的反感与害怕。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希望把我常常关心的一些问题稍微提一提。总的来说，以前在毛泽东时代老说群众这个群众那个，还说知识分子下乡是为了深入群众。“深入群众”已经不说了，听起来也让人讨厌，可是我的意思有点不同，美国内地的公立大学生当然离毛泽东所指的群众很远，他们又不穷又不白，他们是一种新的群众，存在一种新的蒙昧。而且跟中国和欧洲一样，他们的阅读与写作能力在逐渐退化，他们缺乏对语法的基本认识，连名词、动词、副词是什么，很多美国大学生也搞不清楚。自己写的英语不好，怎么可能学会一门外语呢？是不是危机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教汉语课和教中国文化课，都要面临这些问题。公立大学的学生就是我们的新群众，恐怕跟比较有资格的学生比，他们更需要我们的关注。
转自：http://culture.ts.cn/content/2013-09/05/content_866179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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