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局/派出所，工商税务部门，社会保障部门，信访部门，城管部门，法院，这些国家机关当中，你最信任哪一个？
对目前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水平、食品安全状况、环境质量等等，你满意几何？
你认为，目前富人与穷人、干部与群众、老板与员工、城市人与农村人的关系如何？
这些问题如今都有了数字答案。52.9%的受访者表示很信任或者较信任法院；城管成了最不被信任的部门；超过六成的人们对物价水平不满意；近一半的人们认为富人与穷人的关系很糟糕……
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院近日发布《中国社会发展年度报告(2012)》，首度量化评价社会变迁与发展形势，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数字中国。
这些以受访者主观感受得出的数据有一个相对陌生的名字——中国社会景气指数和社会信心指数。
研究者认为，由这些数据可以监测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的形势，为国家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个全面、可靠的数据基础。
海南省海口市街头，一名男性摊贩被多名身穿城管制服的男子边拖边拽，按向地面。其中一名身材较胖、嘴中叼着香烟的男子，挥拳砸在摊贩身上；另有两名男子往摊贩头部踹了两脚。
其他摊贩对城管的执法行为表示不满，上前理论，现场陷入一片混乱中。争执中，双方开始了新一轮的打斗。直到当地派出所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后，现场秩序才慢慢恢复正常。
这是1月8日发生在海口市琼山区城管打人事件的相关视频内容。
在社会广泛关注下，1月16日，海口市琼山区认定城管执法队员粗暴执法殴打摊贩的情况基本属实，并作出公开处理：对参与打人的两名城管队员予以辞退，对带队执法的负责人予以免职，对城管局党组书记和局长通报批评。
这是最新一起被曝光的城管粗暴执法事件。因屡屡以粗暴执法的形象出现，城管部门在六类国家机关(公安局/派出所，工商、税务部门，社会保障部门，信访部门，城管部门，法院)中，成为最不被信任的部门。
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近日发布的《中国社会发展年度报告(2012)》显示，34.1%的受访者表示较不信任或很不信任城管部门。
城管信任缺失背后
“我们不信任城管部门是有深刻原因的。”36岁的北京市民王琳告诉记者，除了城管执法的合法性受质疑，最主要的就是城管屡屡以暴力执法的形象出现。在网络上搜索发现，仅2012年，全国就曾发生多起城管暴力执法事件。
就在2012年全国“两会”召开之时，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发生一起城管与商贩的冲突事件，城管与商贩都有人不同程度受伤。
同年7月，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城管局执法人员与摊贩发生冲突，被冠以“太原数十名城管围殴小摊夫妇”事件，最终以城管局局长被免职、带队副局长被撤职、打人者被辞退落幕。
5个月后，甘肃省兰州市发生城管打人事件。在网络上扩散的照片显示，3名身穿城管制服的人员正在殴打一男一女。当晚，1名带队人员和3名参与打人者被停职。
除此之外，江苏省、河南省、贵州省、河北省、山东省、湖北省等多地不时有城管粗暴执法事件发生。
腾讯网此前发起的一次网络调查“你遇到过执法粗暴的城管吗”，11424名参与调查者有86.48%表示曾经遇到过。调查结论认为，城管部门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并不好。
这种印象在中科院发布的上述年度报告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佐证。
在被问及“对城管部门的信任程度”时，34.1%的受访者表示较不信任或很不信任；表示很信任或者较信任的比例仅为24.6%；其余的为一般。
调查显示，在公安局/派出所，工商、税务部门，社会保障部门，信访部门，城管部门，法院六类国家机关中，受访者最信任的是法院。共计52.9%的受访者表示很信任或者较信任法院，但也有12.6%的受访者表示较不信任或很不信任法院。
人们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度和对政府总体层面的信任度，共同构成对政府的信任度，是“中国社会景气指数”中的三项指标之一，另外两项指标是“满意度”和“相对剥夺感”。
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院院长李汉林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对政府的信任度，是受访者对政府执政能力与自我治理的主观感受，是对政府所作的一些相应制度安排的评价。
李汉林解释，这种评价会影响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既可能是造成人们对社会环境不同主观感受的一种原因，也可能是这种主观感受所形成的一种社会结果，是观察社会变化一个不可或缺的指标。
年度报告显示，对政府总体层面，人们最为信任的是政府处理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56%认为很信任和较信任)，最不信任的是政府处理各种事情是否公道的能力(24.9%认为比较不赞同和完全不赞同).
年度报告的数据来源，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院“2012年中国社会态度与社会发展现状调查”在全国的8070份抽样调查问卷。
人们满意度均值不高
尽管城管暴力执法事件屡屡见诸报端，相当一部分人表示对城管不信任，但这些并不影响人们对于当前的社会状况是否和谐的感受。
调查显示，有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的社会状况“很和谐与较和谐”，只有14.3%的受访者认为“很不和谐与较不和谐”。
对于当前的社会整体发展水平，49.8%的受访者认为“很满意和较满意”，38.1%的受访者认为“一般”，12.1%的受访者认为“很不满意和较不满意”。
年度报告披露，目前中国社会景气指数是63，处于一般水平；社会信心指数是75，处于良好水平。
王琳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结合自己的经历感受，对于社科院的这些数据，她基本上是认同的。
李汉林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这是在大规模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社会发展院首度以“中国社会景气指数”和“社会信心指数”监测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的形势，为国家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个全面、可靠的数据基础。
据李汉林介绍，目前，我国在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由于缺乏相应的监测和分析工具，使政府在解决这些问题上长期处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境地。
十几年前，课题组曾提出研究“社会景气”，后由于各种原因搁置下来。课题组最近了解到，欧盟许多成员国从2009年相继开始这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已经成为政策分析与制定者的重要“社会事实”基础。
基于此，社会发展院实施了关于社会态度与社会发展的社会调查，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社会景气指数”和“社会信心指数”。
课题组认为，一个社会的社会环境可以通过两方面来观察。
在社会结构层面，社会上的制度安排能否最大限度地照顾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努力实践公平正义等；在人们的主观感受层面，人们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感受到他们所认可的制度安排。
如果社会结构和人们的主观感受两者相一致，社会环境蒸蒸日上；如果两者不一致或者背离，社会环境日益恶化。
李汉林解释，社会景气主要是人们对他们目前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一种主观感受，以这种主观感受来描述具有结构性特征的社会环境，可通过人们的满意度水平、相对剥夺感状况和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进行测量。
满意度的含义是，受访者根据当前的社会结构与自身的期望进行比较之后所形成的满意或失望的主观感受。
年度报告显示，人们在个体层次上的满意度(均值为63)要高于在社会总体层次上的满意度(均值为58).
在社会总体层次上的满意度中，人们最为满意的三项依次是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的治安状况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水平；最不满意的三项依次是物价水平、食品安全状况和环境质量状况。
在个体层次上的满意度中，人们最为满意的三项依次是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和健康状况；最不满意的三项依次是社会压力、个人收入水平和住房状况。
相对剥夺感的含义是，期望得到和实际得到的差距中，受访者所感受到的一种负面主观感受，特别是在与相应参照群体的比较过程中产生的一种不满和愤慨情绪。
年度报告显示，人们与社会上的其他人相比时，在现状上的相对剥夺感要强于对未来预期的相对剥夺感。
从现状出发，人们在经济地位(82%)和社会地位上(78%)的相对剥夺感更多具有“地位一致性”特征。
李汉林表示，调查数据中表现出来的“地位一致性”特征值得特别注意，因为一个地位一致、阶层定型、结构固化的社会也是一个不平等加剧、社会矛盾加深的社会。
社会政策需考虑公众感受
从对城管部门的不信任，到对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大体认同，以及在经济、社会地位上的相对被剥夺感，王琳表示她都有切身的感受。
与大多数受访者一样，对于未来三年社会发展的前景，王琳是充满信心的。更如出一辙的是，王琳与其他受访者对社会微观层面的信心普遍好于对社会宏观层面的信心。
在宏观方面，受访者信心最为充足的是基础设施状况的改善(包括学校、医院、银行、商店、通信等)，65%的受访者认为会变好；人们信心相比不足的是社会公平公正状况的改善，只有42%的受访者认为会变好。
在微观方面，受访者信心最为充足的是家庭关系状况的改善，65%的受访者认为会变好；信心相比不足的是社会地位状况的改善，只有39%的受访者认为会变好。
课题组认为，这些数据说明，人们对国家未来发展的希望远大于对目前社会状况的失望，这可能是进一步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社会条件与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数据显示，人们对环境质量、物价水平和食品安全的改善信心不足，分别有21%、31%、20%的受访者认为会变差。
课题组认为，受访者对社会状况的改善有着良好的期望，政府在调整相应的社会政策时，应充分注意人们在这方面的主观感受。
年度报告还披露，人们对社会景气的总体评价，经常在网上论坛、博客、微博等发表评论或转发消息的受访者比不经常上网者要低；与通过传统方式获取信息的受访者相比，以现代媒介为主要信息获得方式的受访者对社会景气的评价明显要低。
课题组认为，中国目前确实存在着两个舆论场，政府应该给予同样的关注，并以此作为研究与实施制度安排的依据，以免使政府行为有失偏颇和失误。
“数据反复说明，目前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欣欣向荣’与‘严峻挑战’并存的中国。人们主观感受到的‘欣欣向荣’主要还是我们国家宏观的经济发展与增长，人们主观感受到的‘严峻挑战’主要来自社会发展滞后所带来的结构性紧张。”李汉林表示。
结构性紧张主要表现在：公共产品短缺矛盾突出，贫富差距拉大，“权利”与“权力”、“维权”与“维稳”、“上网”与“上访”相互博弈的现象日益增多。
“社会矛盾冲突和群体利益冲突频发，社会发展与急剧变迁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愈来愈多，也变得愈来愈严重。现在已经到了不能单纯靠经验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政府应该在科学方法和研究数据基础上制定社会政策。”李汉林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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