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源于民政部2013年1月6日下发的文件。为防止兰考7名遇难孤儿火灾事故的再度发生，民政部要求各地在1个月时间内，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情况进行全国大排查，消除安全隐患；对于不具备养育条件和安全保障的个人和民办机构，要“抓紧将孤儿接收并集中安置到儿童福利机构”。
一场全国范围的“收编”行动就像应激反应一样开始。这让一些地方干部犯了难。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一位民政系统的工作人员被逼上了城外的紫峰山，因为他们“向上级汇报是有（福利机构）的，但实际是没有的”。
紫峰山上的寺里有个老和尚收养了31名孤儿。工作人员笑嘻嘻地对师傅说：“明天省里下来检查，想麻烦您，来这里借十来个，应付给领导看一下。”
后来，当地民政局领导解释，工作人员的表述有误，他们其实是去“接孤儿”，不是“借孤儿”，要是直接说寺院非法收养，会遭到对方抵触。
榕城民政局成了网上的众矢之的，兄弟单位广东省普宁市民政局的日子也不好过。几天前，当地民政官员为了4个孤儿“夜奔”广州。
普宁市民政局局长追逐的，是带孩子去广州医院看病的张菲。这个年过六旬的孤寡女人在当地被称为“拾荒妈妈”，20多年来收养弃婴30多名。民政局曾将她的故事作为事迹上报，现在又说这是非法收养，劝她把孩子送到福利院去。
老和尚和拾荒妈妈都拒绝了民政局的要求。可类似的“收编”正在全国各地进行，这些曾被遗弃的孩子，一夜之间却突然成为最受关注、最为热门的争取对象。
昨天的包袱变成了今天的“宝贝”，这种反差背后是弃婴救助的顽疾。根据民政部公开的数据，我国61.5万名孤儿中被福利机构收养的不到五分之一。县域地区问题更严重，只有不到2%的县城拥有独立的儿童福利院。不得不求助于“世外高人”的榕城，早在18年前就计划修建福利院，可因为“资金短缺”，后续配套设施没有跟进，五层楼高的福利院如今是殡葬、婚姻登记部门、残联的办公室和员工宿舍。
在这样的尴尬之下，弃婴弃儿安置渠道主要是送市级福利院，但因抚养经费来源及各级财政承担比例不明确，送养渠道不畅；安置在本地敬老院的孤儿，则因无专业护理人员，不利于健康成长。
在政府救助通道阻塞的窘境下，民间收养等慈善行为弥补了这种缺位。一度，普宁的“爱心妈妈”的故事还被作为好人好事报道。兰考收养孤儿的袁厉害，也对媒体透露说，有时候连110警察遇到弃婴也会送到她手中。
如今，一场突如其来大火，折射出中国草根慈善之困。不少人开始意识到，弃婴的救助是政府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散落在民间的孤儿也要纳入监管范围内。
但多年的积弊不是几场运动式排查就能解决，盲目的“一刀切”也会让民间公益人士寒心。把孤儿从民房、寺庙送到福利院，不应该是一场运动，而应该关注孩子的健康、教育等基本权利保障以及心理慰藉能否得到满足。
弃婴救助需要政府与民间的合作与互补。那些身体残疾的孤儿应该得到更专业的护理，那些靠孤儿牟利的收养人理当被打击，至于一些有自理能力且已经与收养人建立情感关系的，是否能作为“家庭寄养”留在老地方，同时也纳入到政府部门的监管中？
事实上，面对这些难题，民政部门也在想办法。没有福利院的榕城要将“空壳”重新投入使用，里面将设立拥有60张床位的儿童部；普宁民政局则在探讨让“拾荒妈妈”进入福利院工作的可能性，以便满足她和孩子的亲情需求。
不管怎样，一切的出发点都应该是为了这些无辜的生命。否则，今天的“宝贝”不知道哪一天又会变成“包袱”。如今，夹在政府与收养人之间的他们，似乎已经成为某种符号，代表着形象、任务、利益甚至资源，可别忘了，这些在角落里无声无息长大的孩子，依然那么脆弱、残缺、无助。
新疆商业网信息中心编辑紫叶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