樟楠，原名张可让，生在土窑洞，长在泥土中。改革开放那年于中原小寨从军边塞，官至七品，解甲从政。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新疆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集《蓝色地平线》、报告文学集《一个民工的葬礼》，曾获第四届中国新闻奖，主编的《新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百问》被中宣部评为首届优秀通俗理论读物推荐活动六本图书之一。
给红薯平反
又到了烤红薯飘香的季节，大街小巷，一个个蓬头垢面的男女，推着小车，用浓重的河南腔招徕着过往的行人。金秋的边城多了一道勾起我仇恨红薯的风景。
我仇恨红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2年前。那时，我在乡下的公社中学念书，学校离家里远，吃住只有在学校。因家里穷，搭不起灶，每周要从家里背一大兜红薯和红薯面馍馍。一天三餐，日复一日。没多长时间，我的胃就不行了，大口大口地吐酸水，一阵接一阵地疼痛。可吐了、痛了过后，仍得以此充饥。因为要活着，要读书。这样的日子一挨就是许多年。
七十年代末我参军了。那时候，入伍动机里夹杂了一丝难以启齿的杂念：到部队上能吃白面大米，等于乡下人天天过年。这一吃，就再没有见过红薯的面。期间，我甚至讨厌别人提起红薯。因为一提起“红薯”，我就不由得反胃吐酸水。所以，我不止一次发誓：我这辈子不吃红薯也不想它。我甚至武断地要求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也不准吃红薯。理由是：红薯不是好东西。的确，它不知伤害了多少人对生活的感情，摧残了多少人原本强健的身体……
然而，这是红薯的罪过吗?
走进今年的金秋，我收获了38个人生。在并不躁动和多梦的季节，我却反复做着一个梦：梦见红薯流着泪向我申诉，梦见自己大口大口地吃着流泪的红薯。梦醒时分，我便不住地思索着、评判着并没有属性的红薯，路过烤红薯摊时，还忍不住要多瞅几眼，多呆一会儿，闻一闻那甜甜的、淡淡的芳香。那天午饭，女儿问吃什么，我脱口而出“烤红薯”。这可乐坏了女儿，妻子到街上一下子买了好几公斤烤红薯。我像一个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狼吞虎咽地吃了个够。出奇，胃也没酸没痛。
于是，我想到了给红薯平反。其实，我，不仅仅是我，还有许许多多的人，都应该感恩红薯，是红薯这个投入少、收头重的食物，填饱了我们的肚子，救了我们的命。如果当年没有红薯，在那个工人不好好做工，农民不认真种田的荒芜岁月，我们许多人可能走不过来，走不到今天。
记住红薯，也就记住了历史；忘记了红薯，就意味着背叛。
写于1996年9月
摘自：《思想园地》2009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