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证指数昨日再创本轮调整新低2370.74点，相比2007年10月的历史高点6124.04点，仅十个月跌幅就超过61%。相比全球的历次重大“股灾”，A股本轮跌速之快，跌幅之大均属罕见。
A股跌幅全球“前十”
事实上，以大盘跌幅计算，中国股市本轮下跌已跻身全球十大“股灾”之列，并已超过亚洲金融危机时期部分地区股指的跌幅。
细数全球最大的三次“股灾”，最大跌幅均在七成以上。资料显示，全球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股灾当属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道琼斯指数自1929年7月的343.45点跌至1932年8月的42.84点，三年跌去87.53%。其次是日本1989年股市泡沫破灭，日经指数从1990年1月到2003年4月，最大跌幅高达78.9%。其三，随着2000年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破灭，纳斯达克指数从2000年1月至2002年9月跌幅达70.25%，位居第三。
近观亚洲地区，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香港恒生指数自1997年7月一路跌到1998年8月，跌幅达55.55%。新加坡STI指数在该时期也跌去65.03%。今年全球股市跌幅的“一哥”是越南股市，该国股指自去年10月10日达到历史最高点后一路下跌，到今年6月跌幅达66.92%。
而A股历史上数次大熊市，单就下跌速度而言也未超越本轮熊市。其中，沪指从1993年2月创出1553点新高至1994年7月跌至325.8点，一年半的时间里下跌接近八成，是迄今为止跌幅最大的一轮熊市。A股最近且历时较长的一次熊市是由于2001年宣布国有股按市价减持引发市场恐慌，股指自2001年的2245点一路下跌至2005年的998点，跌幅为55%。
当前市盈率低于998点时数据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股指屡创新低，目前沪深A股加权平均市盈率已降至19倍左右，与2005年6月6日股指跌破千点时的20倍左右相比已经偏低。而从主要指标股的估值水平来看，沪深300(2443.512,-1.16,-0.05%,吧)成分股平均市盈率为18.7倍，上证50成分股的平均市盈率为17.57倍。
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6月13日，大盘创出阶段性顶部2242点时，沪深A股市盈率为67.69倍，估值水平远高于当前。而2005年6月，上证指数跌破千点并位于2001年以来最低点，当时A股平均市盈率为19.96倍，相比现在仍高出5%。而2007年10月16日，沪指突破6000点时，A股市盈率超过81倍，上证50成分股市盈率超过63倍，沪深300成分股市盈率超过67倍，再次接近历史高点。相比之下，当前A股估值已明显回落。
不仅如此，A股动态估值相比美国等成熟市场也已显现出优势。数据显示，美国标普500指数市盈率为25.85倍。此外，描述主要成熟市场国家的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全球指数的平均市盈率接近15倍。考虑到2008年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长，A股动态市盈率水平与之也十分接近。具体到行业，A股金融行业29只个股平均市盈率为19.15倍，而美国纽交所金融指数的市盈率为20.23倍。此外，A股31只钢铁股平均市盈率不足10倍，同样低于美国标普500指数中钢铁股10.26倍的市盈率。
“大小非”恶性减持酿暴跌
事实上，不少学者和机构已经认同，当前A股股价下跌已一定程度反映了对宏观经济和企业盈利的悲观预期，但未来两年内巨量“大小非”解禁带来的扩容压力，和管理层始终未针对解禁股流通出台实质性规范措施，成为A股难以止跌的关键因素。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纪鹏表示，无论从宏观层面和企业利润来看，中国股市都不应该有如此大的跌幅，且中国的金融体系和美国市场关联度极小，当前的基本面完全足以支撑4000点以上的A股市场。
北京邦和财富研究所所长韩志国分析，在未来两年多的时间内，市场还有67%的股票要集中上市，还有1.2万亿股的限售股解禁，“这对任何一个市场都是无法承受的”。
虽然国资委近期再次表态，国有企业控股股东“不可能”大量减持，但由于目前尚未出台规范国有股减持的具体规定，因此大小非减持实际上并未受到有效约束。值得注意的是，7月份“大小非”套现总量较6月环比增加88.25%，表明大盘处于2900点左右的区域时，“大小非”减持意愿仍然较强。
政府三招可“救市”
而从历史经验看，各国政府针对股市出手“救市”通常有几种方式。如美国“9·11”事件后，纽交所曾启用“断路器”机制，两次停止股票交易。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香港政府曾在1998年通过平准基金入市，成功抵御国际金融大鳄在港股上的大肆做空。而巴基斯坦政府则在“股灾”中颁布法令，将股市跌停板最高限幅从5%改为1%，涨停板则从5%设定为10%。而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面对全球股市暴跌，欧美央行曾在48小时内向金融系统注资超过3262亿美元联手救市。
刘纪鹏指出，只要管理层对当前政策“认识对头，方法得当”，股市很快就可以起来；但如果不从思想和方法上反思，端正股市发展的正确思路，股市格局在未来三年将不容乐观。
刘纪鹏建议，首先，中国应尽快建立明确的金融首长负责制，对一行三会成立中国“资本与货币政策统一协调委员会”；其次，解决大小非要用减持的“价格锁定”代替“时间锁定”；同时，全面推开期权制度，建立上市公司“管家”和“东家”的股价制衡机制，即高管人员拿着的期权，如果大股东抛，股价低，期权就变“废纸”；而三年内公司股价不得下降，否则无法行权。
(本报记者 黄 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