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22日星期日中午，台湾地区主跑台北市政的记者在休假期间都收到了召开记者会通知：台湾科技首富郭台铭又要捐钱了！
为了参加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台北“市政府”准备盖一座外观透明清彻的“台北馆”来宣传台北市的形象，郭台铭二话不说，捐出了3亿元台币(相当于7000万元人民币)协助台北市完成目标，让台北在上海世博会舞台上面向全球。
郭台铭一向精打细算，连记者会都选在星期天，以避免耽误到“上班时间”而对不起投资鸿海(富士康)的股东。连“时间”都要节省的郭台铭捐钱给台北市到上海盖展览馆，难怪外界猜测这和未来鸿海要在上海打造“世界总部”有关，但是这种说法马上被郭台铭在记者会上否认：“这种联想真是无中生有，你们媒体真是‘制造业’啊！”
尽管一再否认，但是此次郭台铭和以往“低调不出风头”、“客户至上”及“成本导向”的作风大相径庭却是事实。
力捍“知识产权”
这位台湾科技首富曾宣布2008年要“退居二线”，但是实际上他“退而不休”，鸿海军团更加勇猛。
在全球布局方面，2008年3月11日，鸿海正式宣布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设厂，这是台湾公司首度在靠近北极圈的国度设厂，投资5000万美元，和美国惠普一起合作建造组装厂，进军俄罗斯市场。以至于俄罗斯前总统普京在3月12日卸任前的最后一次记者会上盛赞台湾的经济实力。
富士康野心极强，若是俄罗斯设厂成功，快速供应市场，等于占领了大半新兴欧洲、波罗的海一带市场。
不过，这仍比不上郭台铭在中国大陆的大动作。2008年2月12日，鸿海正式向深圳宝安经济侦察队举报比亚迪电子“单位犯罪”，3月12日，比亚迪“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正式立案。3月13日，富士康（2038.HK）发布公告称，富士康已撤销了对比亚迪公司在大陆的民事诉讼，而转为刑事诉讼。
在中国大陆打知识产权官司？外资企业视之畏途，但郭台铭亲上火线，此案从深圳法院、北京听证会一路打到香港法院，被某些媒体称为“中国知识产权第一案”。
即使已是台湾科技界最富有的企业家，郭台铭还是每天投入工作达15个小时，他曾说，他55岁之后是为了“理想”工作，“这家公司是我一生的作品。”2007年鸿海(富士康)集团营收已达600亿美元。相对于鸿海过去百亿美元级的国际竞争对手，如Tyco和伟创力等，比亚迪的营收不过100多亿元人民币，称不上是“同等量级”对手，但是郭台铭却祭出“保护知识产权”大旗。一般观点认为，富士康近三年来持续起诉比亚迪是其商业竞争的一大策略，一是要阻止比亚迪分拆手机业务上市，二是要阻止订单流向，三则是阻止商业机密继续外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指出，“郭台铭更想试一试大陆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
郭台铭曾经自嘲说：“张忠谋的财富是以百万美金的方式计算，我的财富是以一个镍币一个镍币地累积。”这句话透露出代工产业的辛酸。从1992年开始投资大陆，鸿海虽然也曾经历竞争者专利控告及“血汗工厂”之法律诉控，但是最终找到了合法的成本管控模式，赢得了代工客户信心。但是，近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世界工厂”制造成本上涨，同业竞争加剧，未来“商业秘密”数据若得不到强力规范，市场必将大乱。
在大陆屯兵十多年，富士康对于大陆十多年来的变化了然于胸。中国大陆在“十一五”计划中，强调自主知识产权的建立，这鼓舞郭台铭决定全面捍卫富士康的“智慧财产”。2007年9月6日，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在第十一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中向时任副总理的吴仪简报，主题是“从大陆粗犷型经济，转化细致化经济的台商因应之道”，来说明如鸿海这样的大型公司如何以投资专利与科技，来配合中国产业未来的自主创新发展。
“打官司，是高科技的象征！”这是郭台铭最有霸气的名言之一，但是要想在中国大陆打赢知识产权官司，郭台铭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他自己也说，“如果连我们富士康都打得这么辛苦，那其它公司怎么办？！”所幸对富士康的“好消息”是，在查扣比亚迪的惟有的两部计算机的内存之中，发现了更多复制富士康文件的记录，而且有的数据连台币的单位都没有改。
另一方面，郭台铭其实借此诉讼向全球大厂的操纵策略宣战。
尽管富士康一直拥有大规模成本的优势，但是诺基亚不想完全依赖富士康，比亚迪就成为了诺基亚制衡富士康的力量。这在业内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分析师指出，站在诺基亚的立场，诺基亚自然希望能多出现几家代工符合其要求的企业，越分散越好，选择的空间大一些，欧美大厂本身的采购人员可以增强其对订单的议价能力。这也给比亚迪这样的后起之秀带来成长的机会。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后进者为了成长采用一些非法手段、中国市场的商业机密可以互相抄袭，也就给予外国大厂肆意“压价”的可乘之机。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台湾地区也曾经历“仿冒品”、“盗版软件”满天飞的时代，而富士康目前在中国大陆的维权经历，就像是十年前台湾经验的翻版。90年代，每次在台湾地区“立法院”通过著作权法、专利法等知识产权法规的修正案时，总引起“国会”的激烈对立与冲突。“长痛不如短痛。只有当局抛弃自以为是的‘义和团心态’，坚持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企业才有可能真正创新。”台湾陈长文律师如此说道。
在富士康每年一次的集团知识产权申请表扬大会上，郭台铭曾经讲过一个“一根扁担”的故事：有一位经济学家五十年前从四川家乡出来时，看着挑夫用一根扁担挑行李赚钱，而五十年之后他重回家乡，看见挑夫们仍为了几元人民币争抢客人而打架。郭感慨地说，肩膀到大脑的距离只有不到十公分，但是五十年都没有进步。
鸿海65万名员工必须每天和成本竞赛，但是郭台铭希望10年之内，65万员工之中，有五分之一的员工是工程师及管理者。这也是为什么郭台铭近年来在大陆加紧知识产权申请的原因之一。他勉励大陆员工要往“脑力”发展，有趣的是，当郭台铭讲完那个故事紧接着颁奖时，有一位残障的专利得奖者，郭台铭问他是哪里人？他洪亮地回答，正是重庆人。台下不禁大笑。
现在，富士康正从深圳基地往大陆内陆移动，也在北京、南京等都打造软件园区，来提升制造的“知识含量”和“科技含量”。大陆产业在转型，富士康也在转型。状告比亚迪，正是郭台铭测试大陆大环境是否鼓励企业往知识产权方向转型的“探路石”。
富士康的“双向”迁移
《华尔街日报》曾称富士康商务长李金明是人口40万的“富士康市市长”。这虽是一种比喻，但是也说明了富士康员工在深圳基地的确达到饱和阶段，而《劳动合同法》又收紧了企业临时用工“灵活性”，让“市长”的挑战更大。
富士康往内陆移动，着眼于两个诉求：内陆相对沿海便宜的劳动力及中国大陆的内需市场。
尽管富士康已在深圳经营20年，且成为大陆出口创汇企业第一名，一年为中国创造外汇400亿美元，让中国不用像越南一样苦于外汇不足，但是却被指为中美贸易顺差加剧的“元凶”之一。
富士康商务长李金明指出，过去富士康的95%产品都是出口，但是现在希望把内需市场做起来，这将成为富士康下一步业绩增长的动力，如此，也将缓解由富士康每年400亿美元出口给中国过大贸易顺差带来的压力。富士康有意进军的内需产品包括“LED镭射激光照明灯”、“汽车零组件”等，富士康近年在武汉、山西等内陆省市布局，其意即在此。除了人力和脑力，富士康还着意挖掘大陆“原材料”的潜力。比如在郭台铭的老家山西，郭台铭就希望建设成轻金属——镁的大本营，郭台铭信心十足地说，这将是富士康的“第二个深圳”。
另外，富士康也在着眼于中国大陆之外进行新的制造业布局。除了前文提到的和美国惠普一起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设厂，最受到富士康关注的，还是被日本野村研究所描述为“黄金走廊”、串联中国与东南亚的成长区域。这条走廊中点为香港，途经广州、南宁、河内、胡志明市、金边、曼谷，再延伸到吉隆坡与新加坡，被称为“一廊九城”。2005年，这九座城市的GDP已高达4600亿美元，相当于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GDP的总和。在中国经营“东盟”的背景下，如果富士康加大对该地区投资力度，富士康的势力可顺利从深圳延伸到东南亚。
“未来富士康只要把中国创汇的400亿美元，移100亿到越南就好了！”富士康高层曾说。在越南发生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外资撤出越南，但是鸿海反而更为积极，就是着眼于为新世纪的战略布局。
在中国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及提升形象，再将生产基地往内陆及东南亚转移。这个工程一旦完成，鸿海将创造下一个三十年的荣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