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此次在反思医疗体制改革的态度上，卫生部门是非常诚恳的，无论是“认清市场化”，还是“承认不成功”，还是今天的“痛斥无良”和“自我归咎”，都体现出一个服务型的公共部门应有的历史责任感和改革良知———这种自我批判的精神值得更多部门效仿。
但是，看着卫生部门一次次地摆出“诚恳”的姿态，我又开始担心起来：带着道德自觉色彩的“认错”、道德代言色彩的“痛斥”、道德谦卑色彩的“自责”，是不是在公众的眼皮底下洗清责任、回避问责的一种方式———似乎态度决定一切，有了诚恳的态度，有了认错的姿态，就不用承担“改革失误”的责任了。
从既有的现实看，不排除有关部门以“认错”和“痛斥”的“谦卑姿态”洗医改失败之责任的可能性：其实“中国医改不成功”的结论有关研究机构早就作出了，可“定论”之下，尚没有一点儿问责的动静———按这种趋势，“中国医改不成功”的责任，很可能被有关部门在“自责态度非常好”的姿态中含含糊糊地混过去：失败的改革之下，无人问责，无人承担责任，这几年来老百姓看病难、看不起病的痛“白挨了”，为医疗改革投入的公共财政白投入了！
不错，我们的改革走的是试错之路，谁也不清楚这路到底该怎么走，哪条路耗费的改革成本最低———可“试错”并不意味着“不用对失误承担责任”，并不意味着“承认错误”后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推倒重来。既然错了，就要有人承担责任———这是从公共财政中拿工资资金的人应该承担的责任，否则做官不是一点儿风险都没有了，只管大大咧咧地“试错”就行了？
理性的改革必须具备一套“问责失误”的机制，只有在“问责”这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神剑之下，决策者才能谨小慎微地为老百姓的利益考虑，为每一个决策可能产生的后果细细推敲，坚守原始的改革目标，坚守执政为民的政治良知——没有这套机制，改革就会缺乏自治的理性。那么，在这种无问责基础上的“反思”也是没有效果的，没有问责的警示，下一轮的改革还可能故错重演。
有了“认错”，有了“痛斥”，有了“自责”——如果再有一个及时的“问责”，这个改革反思就是完美的了，就会给更多的改革反思做出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