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体经济的层面来说，应对物价上涨，国家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是努力增加供应，这主要体现在支持农产品的生产方面，包括增加财政补贴，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加强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管理，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金融支持，严控粮食、化肥的出口，等等。这些措施，有效地增加了商品的供给，改善了供需平衡，对于抑制物价的上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可以看作是治本的行为。
应对价格上涨，国家还采取了一些临时价格干预措施，这也是一些经济界人士所诟病的焦点，被指责为“治标不治本”。目前这些临时性的价格干预措施，所针对的主要是石油、食用油、粮食这一类的商品。为什么干预的是这些商品的价格而不是其他的商品？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如前文所述，这一类的商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其背后的利益关系已经被扭曲，任由这些商品的价格由市场自主决定，这些商品的价格或者会成为一部分人向另外一部分人进行经济利益掠夺的工具，或者会导致整个社会利益关系的失衡，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因此，对于这些商品价格的临时干预，是完全正确的。还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即使是将来价格形势趋于好转，放开这些商品的价格也不能够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商品没有完备的市场基础，交由市场决定其价格，市场也是无能为力的。这里的“本”不在市场，而在体制上。
应对价格上涨的压力，央行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包括提高贷款利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这些措施被看作是从紧货币政策的具体体现。然而，前文我们已经指出，此次价格上涨，不是通货膨胀，不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政策虽然在抑制物价过快上涨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依然难以治本。不错，央行确实担负着稳定币值的职责，但并不是说其他部门就没有了这一职责。仅仅依靠央行一家来稳定币值，央行显然独力难支。
市场经济之下，价格是进行资源配置的一个重要工具。一些商品的价格上涨了，另外一些商品的价格下降了，这在市场经济之下原本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价格之所以成为了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价格上涨之所以成为我们的不可承受之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的体制之中存在着太多的非市场经济因素，这样的体制，不仅难以应付国际市场上价格的变化，就是在国内市场上，价格这一工具，也还是不能够完全承担配置社会生产资源的重任。什么才是治理价格问题的根本？深刻地调整社会利益格局，彻底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才是解决价格问题的根本所在。这是一篇太大的文章，此篇小文及作者本人，都难以承担如此重任，只能举几个典型的例子。
流动性过剩被认为是推高价格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过剩的流动性增大了社会需求，使得社会供需失去了平衡。造成流动性过剩的原因有很多，但谁也不能否认，现行外汇体制下，央行不得不投放相应的货币以回收外贸顺差，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流动性过剩了拉高了价格，使得商品购买者不得不多付出一部分利益，才能换回以前同等价值的商品。商品购买者多付出的这一部分利益哪里去了呢？答案应该在外汇储备上，与这部分利益相对应的应该是多增加的外汇储备的收益。然而，在现行体制下，我们却无法用任何方式将这两部分的利益联系起来，只能采取别的手段来缓解价格上涨的压力。
能源、资源类的商品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中国是一个资源进口大国，国际市场上能源、资源类的商品价格上涨了，中国作为商品进口方，当然会承受巨大的压力。这里的问题是，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承受这一压力，承受不了，那就只有减少这一方面的消耗，正如目前美国人所做的那样，减少车辆使用的次数、减少外出就餐的次数。当然，我们还可以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手段来主动参与国际市场上此类商品价格的形成，甚至从这种上涨中获得利益。这是另外一种事情。在看到我们进口了大量的能源、资源类商品的同时，我们不要忘了，中国也是一个能源、资源的产出大国。国际市场上这一类商品的价格上涨了，我们同样也是价格上涨的受益者。煤炭价格近年来几乎每年翻一番，原油价格也在不断走高。然而，从这些价格上涨中，除了这些能源的生产者，我们得到什么利益了吗？我们没有能源税，也没有其他的利益分配机制。损失的利益无法得到补偿，我们当然也就无法承担价格上涨的负担了。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再举出很多。总之，我认为，如果不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大力调整被扭曲了的利益格局，价格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问题是，经济体制改革是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的，而当前干扰我们经济运行的价格问题却迫在眉睫。比较现实的抉择是，一方面认真推进体制改革，另一方面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包括进行适当的价格干预。这，也算是标本兼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