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了一家造纸厂
3年前，王大力成了表哥开的彩印厂的小股东，兼厂里的主管会计，每年的红利不少。在有了一笔不小的积蓄后，王大力寻思着自己干点什么。当时，国内纸行业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扩张期。王大力开始对这一行业产生兴趣。
不久，他去邻县的一家造纸厂作了一次考察。白天深入车间班组，向一线工人师傅请教，晚上登门拜访，与技术人员座谈，并把人家的经验记录下来。
一次，借着催收一个外地客户欠款的机会，王大力来到靠近贵州一个依山傍水、名叫杉树湾的小镇。听说当地有一家倒闭多年的轧钢厂，王大力被轧钢厂废弃的厂房吸引了，他想，这个厂房完全可以改造成造纸生产车间。加上造纸业会产生大量废水，要排放废水，就要有河流，而这个小镇，恰恰有一条水量丰沛的次级河流———有厂房，有河流，当地又有充裕的造纸原料麦秸，这就具备了开办造纸厂的全部条件!怀着难以抑制的兴奋，他马上就去那个倒闭轧钢厂看了看。闲聊中，工厂的留守人员听说王大力想办纸厂，便向他热情宣传当地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镇领导闻讯赶来，生怕花落旁家，张口就允诺给他"一站式"服务。于是天时地利人和一下子都凑齐了，王大力欣然就同他们签订了投资办厂的意向协议。
说干就干。他利用那家倒闭轧钢厂的旧厂房，办起了红利丰造纸厂。王大力按葫芦画瓢，自行制造了一台"787"型纸机，再购置了一些设备，土洋结合，造纸厂如期投产。七八个工人，投产3个月就产纸600吨，获利10多万元。投资未满一年，王大力有了良好的信誉，从银行轻松贷款百万元。
随之，他新增投入150万元，顺利启动了第二套原纸生产线。当地丰富的秸杆，成为制造瓦楞纸的原料。造纸厂每年可以消化12万吨，每吨300多元，解决了当地卖麦秸难的问题。
效益看涨
环境污染日益加重
开办一年后，厂里有了现代化的厂房，建成了45米高的烟囱，企业员工达到了200多人，上缴的利税也逐年递增，成为这个国家级贫困县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支柱企业，还为当地每年提供约500万元的运输业务，解决了400多人的就业问题。
但不久情况就发生了变化———造纸厂靠河取水，生产后的污水也直接排放进河里，当地环保部门的人每天都来找麻烦。仗着和当地领导关系好，对当地经济的贡献大，王大力对企业污染听之任之。为了"重点保护"这个外来的财神爷，县、镇两级领导都对环保部门打了招呼，对造纸厂实行"零检查"。
但村民却不太好对付。村民代表一次次找村上、乡上、县上递投诉上访材料。上访材料中这样描述:"红利丰造纸厂自投产之日起，周边即发生农作物、果树歉收和竹木死亡现象，其后死亡速度逐年加剧;近年来工厂周围的植被、竹、木更是大面积枯死，果树、农作物绝收，工厂排污口以下下游几十里河水中鱼虾不能生存。有点收成的田土也是种菜菜有怪味，产米米不能入口。村民们也经常感到头晕、腹痛、恶心、鼻塞、胸闷、皮肤瘙痒难忍……"
众怒难犯
3年投资付之东流
为了化解矛盾，王大力将厂子的部分股份出让给当地政府，与之形成利益共同体;对被污染破坏的800多亩田土林木，他分期赔偿了21.5万元。有村民说水不能吃了，他又专门在上游挖了口深井。
但村民们仍不罢休，提出了更多的治污要求。王大力于是干脆和村民们"斗智":村民要求清洗河道，他就让人租了几条小渔船，装模作样地在那儿打捞浮草———因为，假若真要疏浚清理河道的话，必须购买专门的清污船、挖掘机、吸泥泵、铲车等等，疏浚清洗了还要维持，那几乎是一个无底洞!更重要的是，厂子每天新产生的废水该向哪里排放呢?为完成订单，造纸厂白天停工，以避免激怒村民，晚上则加班加点生产，趁黑将污水往河道里排放。
村民们发现了王大力的计谋，他们组织起来，用水泥沙浆将造纸厂的排污口浇铸封死，王大力便另开一个更深的排污口隐匿在河面以下;村民们开来农用车堵厂门，他就让人用铲车将其推倒在路旁……
2008年3月，那个一直以来力挺造纸厂的村主任突然患白血病死了，村民认为这与河水污染有关，便将全部怒火发泄到王大力的头上，"砸了造纸厂"成了周边两个村村民共同的行动。在县里环保局执法人员赶到之前，红利丰造纸厂生产车间———以前的轧钢厂生产车间，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
抵抗是没有意义的，王大力清楚地知道，不论是在法律较量上，还是在道义人心上，他都不可能在那个曾经绿水青山的小镇上，继续他的生意了。不过他并不灰心，今年6月，他在渝黔交界处又盯上了一个新的地方，那儿依然有山、有水、有蓝天白云、有招商心切的地方官员，天时地利人和，又都占齐了……一周前，王大力告诉几个重庆的朋友:他与当地政府刚签订了一个投资办厂的意向性协议———办什么厂?当然还是造纸厂!
应该说，王大力在投资造纸厂的过程中，将低成本创业的所有方面几乎都考虑到了。在他看中的那个小镇上，有可以用作造纸原料的麦秸，有人家废弃的厂房，有可以满足排污需要的河流，有廉价的劳动力，更有当地官员的力挺。借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此地钱多人傻"———想不挣钱都难!尤其是在与当地村民发生冲突之后，他"将厂子的部分股份出让给当地政府与之形成利益共同体"这一招，在中国总是能收到奇效的。如果不是他过于相信收买官员的"奇效"，把村民的愤怒当作耳边风，或者他从事的不是造纸这么一个严重污染河流的行业，他完全可能在世人的侧目中蛮干下去，把当地官员眼中的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可惜，王大力百密一疏，在他的天时地利人和概念中，所谓"人和"，仅仅只是让政府分享他的污染暴利，却根本没有把企业污染最大的受害者考虑进去。他的工厂被砸，属自食其果。
今天，在全球低技术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向不发达地区梯次转移的过程中，王大力的败走麦城很像是一个寓言，这样的寓言，我们从可口可乐公司在印度设立灌装厂被抵制、某重污染化工项目在我国厦门被抵制等事件中，都可看到一点端倪。
资本的狂妄，有时会超出公众的想象。本来王大力只需要把他的造纸暴利分一部分出来用于治污，再以他与当地政府和银行良好的互动关系融资，通过购买高科技治污设备，使他的低技术企业脱胎换骨，他是有希望挺过这一关，真正做到天时地利人和，与政府、村民实现共赢的。但他没有选择这一步，却选择了牺牲村民利益这一步。所以他想不死都难。至此，这一个案的分析，已经超越了经济要素配置的层面，跌入了政治学社会学的陷阱。
